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_0.docVIP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一、引言 　　目前，随着中国生产总值（GDP）等合意产出（Desirable Output）的增加，环境污染等非合意产出（Undesirable Output）也往往相伴而生。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合意产出结构比例相对较高，同时非合意产出结构比例相对较低。在既定的经济结构和要素投入条件下，中国生产总值（GDP）等合意产出的增加主要依靠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实现，而环境污染等非合意产出的减少则主要依靠有效的环境规制。按照波特效应假说，有效的环境规制将会使微观企业向节能减排方向改进技术，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经济效率（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 1995）。 　　如果经济发展中波特效应假说成立，则提高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环境污染这两个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即环境因素约束不仅不会减少合意产出，相反还能够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比如Hailu and Veeman[2]（2001）在分析了1959至1994年加拿大造纸行业的生产率后，和不考虑环境污染的传统生产率测度结果对比，发现考虑污染排放的生产率相对更高。同样，Kumar[3]（2006）对21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测度后，和传统忽视非合意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发现考虑二氧化碳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更高。 　　然而，有学者也认为经济系统中的环境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并非都产生正向影响（Brnnlund et al.[4]， 1995； Boyd et al.[5]， 2002； Picazo-Tadeo et al.[6]， 2005），在有些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旨在降低污染排放的环境规制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污染减排成本，使企业投入产出绩效下降，最终将抑制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点在Kumar（2006）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也获得了相关证据，即与传统忽视非合意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比，如果考虑二氧化碳排放，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更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增长模式总体上仍属于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事实上，提高经济增长中的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降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一直是中国政府多年来强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排放受到约束这一前提，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是否还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改善，现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尽管在中国经济增长绩效测度方面考虑到了污染排放因素，但对于考虑污染排放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绩效出现偏差的深层原因，尤其是环境规制效应评估等方面的探究则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省际地区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地区综合污染而非某种单一工业污染排放作为非合意产出，在此基础上测度考虑环境因素后的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通过模拟两种极端环境规制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实施的真实效果。 　　二、考虑环境污染非合意产出的决策单元非参数绩效测度理论 　　有的学者将环境污染非合意产出纳入到传统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测度决策评价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相对技术效率的模型中，其处理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非合意产出当做投入来处理（REinhard et al.[7]， 1999），这种处理方式满足了非合意产出越多，技术效率越低的理论假设，但是其不足之处是这类投入产出模型不能反映真实的生产过程。第二种方法是将非合意产出进行某种变换处理，具体来说这种方法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将非合意产出的数值转化成倒数（Lovell et al.[8]， 1995； Athanassopoulos and Thanassoulis[9]， 1995），也被Scheel[10]（2001）称之为乘法转换（multiplicative inverse）；第二类是通过线性单调递减转换方法将非合意产出转化成为正的合意产出（Seiford and Zhu[11-12]， 2002， 2005）。和第一种方法相比，这种处理方法反映了真实的生产过程，但不足之处在于其不能保留非合意产出的原始数据。第三种方法是基于参考技术（weak disposable reference technology）处理非合意产出，也称为环境DEA技术（Fre and Grosskopf[13]，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