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思想障碍_0.docVIP

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思想障碍 摘要： 中国 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结果。我国9亿农民 政治 权力弱小又缺少正当权益的 法律 保障， 目前 以任何借口阻挠农地私有化改革的企图，都是为了继续维护地方 工业 发展 和城镇化的需要。下一步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除了城市利益集团不轻易放弃廉价占用农地资源的制度性“路径依赖”之外，还长期得到了把持着话语权的政府决策人物和 理论 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主要观点包括：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与农民两极分化、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土地的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将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从国家意识形态 影响 和制约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视角入手，进一步澄清理论上长期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作用。 关键词：农地产权；农民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复合型产权结构；国家意识形态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确立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在党内、党外曾引起多次争论。由于当时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尤其是对土改后出现所谓的”两个积极性，两极分化，两条道路”等做出极端错误的判断，使这一制度模式不断地延续下来，由此造成农地平分机制始终发挥着政策主导的地位，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几乎失灵[1，2]。我国经历了多次的农地制度变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问题 。其主要表现是：（1）以传统村落为单元的 历史 地域界限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平分土地直接刺激 农村 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加剧人地矛盾激化，造成农地经营细碎化、报酬递减和边际效益下降；（3）农地集体所有权单向转移为国有土地，严重侵犯了农民正当的权益；（4）国家把几亿农民长期禁锢在有限的耕地上，极大地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增长；（5）宪法和法律严格禁止农地买卖与流转，使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失灵[2]。这种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结果。我国9亿农民的政治权力弱小又缺少正当的权益法律保障，目前以任何借口阻挠农地私有化改革的企图，都是为了继续维护地方工业发展和城镇化的需要。下一步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最大的障碍，除了城市利益集团不轻易放弃廉价占用农地资源的制度性“路径依赖”之外，还长期得到了把持着话语权的政府决策人物和理论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主要观点包括：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与农民两极分化、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土地的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将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这使我国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以至谁都不敢去触动它、改变它。 其实创建 现代 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是明晰产权主体。它主要由四项基本制度构成：第一是产权界定制度，第二是产权配置制度，第三是产权运营制度，第四是产权保护制度。其中，产权界定是基础，产权配置是核心，产权运营是手段，产权保护是保障[3]。中国几千年来的农地产权制度，都是以私有制为主导，即全部耕地归属地主和部分农户所有，非耕地一般属于国有不加入产权流动的领域[4]（ P96-97）。这种复合型的农地产权结构，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1）不管是地主或自耕农的私有土地，还是皇室的国有土地，其产权都是比较清晰的，它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功能；（2）国家允许私有土地买卖和转让产权，它具有适度的规模经营流转机制；（3）土地租佃制经营方式给农民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它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激励机制；（4）一般农户迫于人地矛盾压力会适当限制其家庭规模过度的膨胀，它具有一定的人口增长约束机制。（5）公益性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它具有合理利用 自然 资源的保护机制[1]。马克思曾经指出：“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利益。”[5]（p697）正因为这样，农业合作化以后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多次冒着”杀头”的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试验，就足以证明”农地私有、家庭经营”是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和传统的土地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 人们禁不住要问：土地，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第一生产要素，曾经给人类带来长期的安宁和保障，缘何会在当今的中国变成这般模样？我国加入WTO后，为何至今没有把农地产权制度与世界接轨？这正像诺思先生所言，一旦无效率的制度选择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就会陷入一种“自动锁定”的状态，初始的制度设计会强化现存的制度刺激与惯性，要想脱身而出就显得十分困难[6]（p1-2）。恩格斯在晚年也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