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法社会学的解释_0.docVIP

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法社会学的解释 [摘要]土地是广大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最基本的 社会 保障。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财产使用权，是政府为广大农民提供的最主要的公共产品。我国现行的 农村 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明确的 法律 形式确立了农民享有土地承包使用权，2003年3月1日刚刚颁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以法律的手段对农民承包地的调整做出了严格规范，初步确立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是正是由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界定不清晰，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乡规民约在土地使用权上屡屡与国家法发生冲突，比较突出地显现在村社集体以民间法名义“合法”侵害农民土地财产权方面。本文以为，由所谓的民间法所规定，与婚嫁联系的户口迁出迁入而引起的不能享受本村的福利待遇和承包土地的事例,以及土地流转中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 问题 已非个别案例，在内陆省份和沿海 经济 发达地区屡有发生。因此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理顺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使用权，要把政策规定（国家法）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利，把合同约定（民间法）限定和调和在国家法的调适范围之内，实为当前农村社会 发展 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土地财产权民间法国家法 在本文开始论述之前，首先需要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财产基本归位，财产主体基本到位，并向多元化的方向迈步。但这种变迁毕竟是浅层次的：一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定义和性质不明确；二是财产主体的权利和归属分裂；三是财产客体的内涵和界定分离；四是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机制不完善。 中国 的现行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农民没有占有权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财产权。农民土地财产权应该是物权化倾向和使用权的扩大，界定为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的结合，既一种特殊的财产权，或者说一种特殊化界定的产权。为什幺要赋予农民这种土地财产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域，其中必然牵涉到种种方面，本文仅从法社会学角度予以解释：由于这种财产权的缺位，而导致各地乡土社会、村社集体往往以民间法的名义“集体合法”的侵害甚至剥夺了国家法予以保护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益。 其次，本文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民间法特指各地的乡规民约，即乡土社会的民间法，而不是严格法学范畴中的广义民间法。毋庸讳言，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在乡土社会，一旦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参照和利用的一个武器。在农村村社的土地财产权权方面，民间法无疑比国家法在村民社会中更有威信和效力，但后果却是农民合乎国家法的土地财产权益往往被牺牲。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多元规范或多元秩序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为调节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仅有国家法是不够的，在正式法律之外应该有非正式法律存在的空间。因此，面对乡土社会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采取限制抑或取消民间法的简单办法。必须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在现实中的问题，找到调和民间法与国家法，从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农民土地财产权被民间法侵害的表现 我国从1978年改革废除了延续二十多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经济体制，开始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在这“不变”的过程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从而基本确立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多数村庄采取了“调整土地”即再分配的办法。 研究 表明，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有65.2%的村庄对承包地进行过调整，调整土地的村庄，70-80%的首位原因是人口变化，15%左右的村庄虽然当初没有规定随人口变动调整土地，但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村委会也不得不采取调整措施。迄今土地调整已不止一次，而多达三次以上。在这种调整过程当中，乡土社会的民间法相对国家法而言，明显占了上风。事实上，人多地少的现状而导致的农民土地边际收入随人丁变化的幅度如此之大，民间法对土地调整的发挥主体规范整合功能，也就不足为奇。但是村庄内与婚嫁有关的农民，无论是迁入户口的上门女婿、还是迁入户口的上门媳妇，或者是嫁入外地，户口仍在本地的这些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却也被这种民间法给调整了。 1、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土地承包中可能受到民间法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签订的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由于土地承包合同不甚规范、合同的执行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村社集体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无论是在土地发包中，还是在土地承包关系存续期间，都存在着村社以民间法的名义集体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比如土地承包费，在乡村普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