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沉思：“大批判”与“写文学史”.docVIP

湖畔沉思：“大批判”与“写文学史” 　■那时的气氛，年青学生成了插“红旗”的代表。被拔“白旗”的老师们，只能沉默接受批判。他们的心境，他们精神上，学术良知上，被伤害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充当“工具”而不知的学子们所无法体味的。 　　■后来日子里，我们1955级的多数人， 更多的是享用那时候收获的“荣誉”和“果实”，而忘记了我们所肯定或享用的“战斗里成长”荣耀，是以对多少老一代学者，对自己尊敬的老师，对整个学术 研究 尊严的伤害为代价的。 1989年，王超冰（左一）、孙玉石（左二）和吴福辉（右一）看望巴金先生。 　　漫步未名湖畔，面对静穆屹立的水塔，缄默无言的碧波，回想过往岁月留下的种种生命迹痕时，伴着眷念与美丽的追忆一起，常会勾起给内心带来自我叩问的“沉思”。 　　令我毛骨悚然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刚刚过去。不少昔日系里熟悉的年青老师，自己班级一些好友和同学，于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反党发 社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敌我矛盾，内部处理”，遭批斗，戴“帽子”，或“下放劳动”，或“随班改造”，或“发配边陲”，或“销声匿迹”。我们这些刚刚沐浴了1956年“向 科学 进军”旭风的天真幼稚的学生，一下子由兴奋的峰巅，跌入冰冷的谷底。以后的路怎样走？心里焦灼而彷徨。自己虽然继续作追求入党的梦，仍被当作班上的“积极分子”，但因出身不好，又被视为“个人奋斗”、“名利思想”严重，精神上总是处在被别人蹂躏和自己蹂躏自己的交相压抑的“改造”之中，时刻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不敢再有什么高远憧憬和更大的企望了。 　　1958年春夏之交，随着“大跃进”热潮的兴起，学校里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展向党“交心”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一股“学术大批判”的“热风”也随之刮来。一天早上，我主动把自己涉及“名利思想”和“个人奋斗” 内容 的日记摘录，抄成一份大字报，贴在32斋4层楼梯走道的墙上，以表明与“旧我”决裂和向党“交心”的心境。“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旋风中，一向为自己尊敬的老师游国恩、林庚、王瑶等先生，一下子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1955级和1956级学生撰写的文章，批林庚的“盛唐气象” 理论 ，批王瑶《新文学史稿》的“剪刀加浆糊”；大字报里批判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揭王力如何“摆谱”，外出开会回来，还在车站给系里打电话，要小汽车去接他，等等。我不会写学术文章，也不甘“落伍”，写了一篇杂文式的文字，题为《“寒士”万岁》，批判林庚先生《诗人李白》中论述的“寒士精神”如何“美化”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云云，登在系里编的一份名为《革新》的油印刊物上。那时的气氛，年青学生成了插“红旗”的代表。被拔“白旗”的老师们，只能沉默接受批判。他们的心境，他们精神上，学术良知上，被伤害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充当“工具”而不知的学子们所无法体味的。 　　快到放暑假时候，1955级文学专业的同学，出于“插红旗”的驱动，开始动手集体编写《 中国 文学史》。我被分在隋唐五代组。我的 研究 能力，自己心知肚明。1957年初，要作学年论文了。各位老师出了一堆题目，贴在我们住的32斋四层正对楼梯的白墙上。我喜欢唐诗，不知深浅，选了论《秋兴八首》，指导老师，是冯钟芸先生。虽然经过认真点拨，也囫囵吞枣翻阅了《杜诗镜铨》，还把作品抄下来，贴在自己床头，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就是不知道从何处下笔。这时候我似乎开始隐隐感到，很长时间里，沉溺于外国文学名著阅读和新诗的浏览与涂鸦，疏于 理论 训练，我的研究能力，是怎样的低能和薄弱。由此我暗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这种“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私心，也许成了我接受编写任务，毫无犹豫加入“插红旗”举动的一个内因。 　　一个月里，轰轰烈烈，日夜苦战。在地学楼103阶梯教室，争论王维是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现实主义诗人。32斋四层长长走廊，研讨《琵琶记》是否是鼓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绞尽脑汁怎样贯彻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以民间文学为主流的原则。红皮《文学史》出版后，听取 社会 上批评意见，又“连续作战”，进行四卷本黄皮《文学史》的写作。两部文学史出版，先后收到接赠书后陈毅、康生复信时那种激动欣喜的心情等等。从1958年暑假，至1960年7月毕业，几百个紧张纷争的白天，通宵不眠的夜晚，煎熬其中，至今尚记忆犹新。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醉于这段往事中。 　　为那场“风暴”，那些“成果”，我们55级获得了不少荣誉。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彰显成绩和经验的文章。当时和后来成了出席作家代表大会的集体代表。我自己也出席学校表彰大会，接受陆平校长的接见。出席市委大楼举行的表彰座谈，得与市委领导扬述的见面，交谈。直至今天，黄皮文学史这一“成果”，还被正面写入一些 历史 叙述，或嵌入记忆文字，加以肯定或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