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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电影《面纱》里中国形象 　　内容摘要：电影《面纱》中，编导试图贴近中国，背后依然浸润着绵延至今的西方身份叙事，并未祛除美国影片所特有的“东方主义”的元素。回顾美国电影建构的他者，是对中国东方主义式的“天堂”和“地狱”想象，本文力求阐述潜在的中国形象原型，从意识形态、期待视野角度探讨形象生成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电影《面纱》 中国形象 他者 一.引言 对美国电影来说，中国作为东方，是与西方对立的存在，东方或是一个极其神秘美丽的地方，是天堂般的存在；或是黑暗、野蛮，丑陋的地方，就像是地狱的代名词。赛义德作了精辟论述：“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喜剧舞台。”在电影《面纱》也没有祛除了这种东方主义 二.丰富精彩的故事 电影《面纱》改编自毛姆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开篇把空间定格在南中国美丽山水衬托下的乡间泥泞小路上，主人公费恩和太太吉蒂等待着迎接他们的轿夫。画面从吉蒂焦急而又无奈的表情中拉回到两年前的伦敦。为了摆脱父母的桎梏，防止自己变成一位老姑娘，吉蒂接受了相见短暂，却爱上自己的费恩的求婚，并随其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上海。费恩虽处处满足吉蒂的需求，但其性格内向、举止呆板、缺乏情趣，一到上海更是迅速投入到了他的细菌学研究中去，从而冷落了对新生活充满憧憬的吉蒂。在一次宴会后，孤独寂寞的吉蒂便和迷人的已婚男子唐森发生了婚外情。细心的费恩发现此事却并未当面揭穿，而是冷静地与吉蒂谈话，让其在离婚和陪他远赴霍乱肆虐的偏远城镇之间选择。吉蒂抱着幻想找到唐森，终于明白了他是一个极为自私且玩弄情感的小人，于是不得不跟从费恩离开，走向了瘟疫流行的湄潭府。费恩慢慢地协助控制了当地的疫情。吉蒂则开始在修道院中做义工，并逐渐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和意义。费恩和吉蒂终于可以互相敞开心扉。两人在与疫情对抗的过程中渐渐互相宽容、理解和重新认识对方，并领悟到了爱与奉献。但就在他们日渐亲密时，费恩染上了霍乱并死去。影片的结尾，吉蒂带着孩子行走在伦敦的街头，再次与唐森相遇，吉蒂已经走向了成熟。整个故事情节简单却内涵丰富，笔触细腻的描绘了吉蒂和费恩情感波折过程中的内心变化 电影以旧中国为故事背景，中间出现多位中国人物，展现了许多中国元素。中国为什么被这样展现？ 三.永远的文化他者 美国电影塑造中国形象有一套“定型化”的描述。中国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或者凶狠狡诈，或者谦卑恭顺，其形象总是在肯定和否定的两极之间摇摆。究其本质，中国形象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在功能上都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 1.文化的集体想象物 法国巴柔教授认为形象是一种文化事实，也是文化的集体想象物。我观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的空间的补充和延伸。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定型化形象，即 “套话”，是人们“思想的现成套装”，亦即人们对各类事物的先入之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始终充满了各种集体描述，它制约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套话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信号，它必然指向一种唯一可能的阐释。套话成为一种单一信息交流的标志，一种正在固定的文化的标志。套话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大量的存在形式，它是“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关于套话的产生，孟华教授认为，这与文化之间的误读有关。“非同源文化的民族间的相互套话与文化的误读有着密切的关系，误读积极参与了这些套话的产生及推广过程。”当然，误读是产生套话的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中国形象表现出两个极端，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美国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在漫长的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在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 2.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命题，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功能作用。而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呈现专门化的机构，主要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政治系统，包括各个党派）、工会、传播媒介（出版、广播、电视等等）、文化（文学、艺术、体育比赛）这八个专门化的机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