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论文.docVIP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论文 【内容提要】良知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特有意识。良知使得人能够就人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看法。只有人才有良知，良知本身的对错或真理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比起良知的人本体意义，它的认识价值反倒成为其次。只有先确定良知的人本体性,然后才能确定它的真实价值。如果良知是人独一无二的、区别于动物野兽的品性,那么, 良知从何而来?即使当人受制于最邪恶的环境时,良知何以仍然可能?哈维尔对极权专制的思考和道德反抗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良知。在哈维尔那里,良知不是来自宗教的启示,而是来自人自身的思想和判断能力,自由的思想和判断因此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心灵特征。 良知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特有意识。良知使得人能够就人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看法。只有人才有良知，良知本身的对错或真理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比起良知的人本体意义，它的认识价值反倒成为其次。只有先确定良知的人本体性,然后才能确定它的真实价值。如果良知是人独一无二的、区别于动物野兽的品性,那么, 良知从何而来?即使当人受制于最邪恶的环境时,良知何以仍然可能?哈维尔对极权专制的思考和道德反抗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良知。在哈维尔那里,良知不是来自宗教的启示,.freel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中所描绘的那样,是由死亡的恐惧所支配的。在专制统治下,人们的政治决定经常是逃避政治决定,由掌握他们生杀大权的国家权力说了算。极权权力需要竭力维护这种政治理性,因为只要它独掌暴力和恐怖的大权,人们就不能反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帕托契克提出,要反抗就先要超越这种暴力和恐怖的政治理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牺牲几乎没有别的途径。〔注20〕 帕托契克以他的个人选择和行动身体力行了牺牲,他的牺牲是从对牺牲的哲学政治思想开始的。帕托契克认为,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危机是生存意义的危机,现代性使得人们必须从伦理而不是超越的善去理解上帝的存在。现代性产生了“没有灵魂的人”。“灵魂”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正面素质。没有灵魂的人只是死死地抓住自己的消极自由(不做什么的自由),不愿接受任何具有永久意义的理念,也不相信有任何适用普遍人类的价值。现代怀疑主义使得人失去灵魂,把人的存在内容化为一片空白。帕托契克认为,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而牺牲则是克服意义危机,战胜意义虚无,重新获得存在意义的方式。〔注21〕 帕托契克生活在极权专制之下,他把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异见者看成是帕拉图式理想群体的守护人(“哲人”)。波里耶(J-L. Poirier)指出,在帕托契克的世界里,哲人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非正义城邦不可能没有抵触。他们是城邦的政治介入者,他们的品质素养使得他们愿意为正义而作出自我牺牲。〔注22〕帕托契克是77宪章者中最象苏格拉底的人物。据帕托契克的学生品克(Zdenek Pinc)回忆帕托契克在1975年曾对他的学生说,哲学家有三条可能的行动道路,第一条是帕拉图所走的,那就是退出社会,独善其身。第二条是诡辩哲学家所走的,那就是与现状妥协,苟活求全。第三条则是苏格拉底所走的,那就是不逃避冲突,在必要时以生命为之付出代价。这三条道路的意义当然不只限于希腊哲学家,伏尔泰的憨第德(Candide)可以说是走了帕拉图的路,海德格尔步的是诡辩哲学家的后尘,而帕托契克则选择了苏格拉底的道路。〔注23〕 帕托契克于1977年3月13日,经过长时间的警察审讯后,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布拉格的一家医院中。他的77宪章活动因他的死亡而成为阿伦特所说的那种“至高行为”,他的死亡也使他成为一个阿伦特所说的“好鬼”。阿伦特写道,“一个人只有在他的某个至高行为后死去,才能真正成就他的伟大。因为在他死后,他所开始的那个行为便不再继续下去,不再可能有(非预期的)后果。……‘好鬼’是以生命代价换来的。……我们总是在不断继续的生活中一点一点以行为表露出自己是谁。如果有某一个行为可以让我们一下子概括自己的全部生活,那么就不妨让死亡为这个行为的故事划下句点。”〔注24〕以牺牲成为好鬼,乃是一种最佳意义上的“盖棺定论”。 当帕托契克在77宪章上签名,同意成为它的发言人,并亲自起草那份声明的时候开始,他已经注定不能躲避胡萨卡政权的迫害。是什么力量让71岁的帕托契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权斗争中走上了第一线,并成为1970年代的苏格拉底呢?他为什么不选择平静的退休生活而放弃安逸和舒适?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已包含在帕托契克的哲学理念之中,那就是,人应当在真实中生活,承担自由存在的责任,并为之作出牺牲。塔克就此写道,“77宪章的帕托契克以行动向人们表明了牺牲是为了什么。他的牺牲是为了人权和公民权。人要拥有探求(生存意义)的权利,拥有生活在真实中的权利,就必须先拥有人权和公民权。牺牲也是为了实现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