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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论文 编者按：由于编者工作的失误，误把程念祺先生的一篇征求意见的未定稿（《 小农经济“低投入－产出”效应分析之一》）当作定稿上传，并把作者名字误作“程德祺”。编者在此郑重地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现把作者所寄在《史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取代原来误发的文章，并请读者在利用和引用该文时应以此文为准，切勿引用误发的未定稿。（2006/4/10） 内容简介：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中，牛耕的使用，有一个经济上的可行性问题。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牛耕发展..毕业，一方面是由于耕牛出租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小农同居家庭对牛耕成本的分摊。唐宋时期，一牛一犁的普及和小农核心家庭平均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牛耕的发展，五六口人、五十亩地和一头牛，成为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小农核心家庭的土地配置和人口逐渐减少，牛耕逐渐退出，农业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小，并且越来越重视精耕细作。 关键词：牛耕成本、家庭规模、精耕细作、农业经营规模 在《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1一文中，笔者论证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本文则以工具和动力的低成本趋向为题，分析这种低投入－产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不利影响，分析的中心是牛耕与小农家庭规模的关系问题。 一、西汉小家庭农业的精耕细作不利于使用牛耕 按《管子》所言，战国时期的小农，其必备的种地工具，不过“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2。可见，农业劳动依人力而为，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农史专家指出：“六国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还停滞于28.57亩，即11.9大亩（折合今8.211市亩），与《淮南子》所说踏耒而耕不过十亩差不多，说明六国主要还是人力耕，犁耕不是主流，所以耕作效率低。秦则能耕54小亩，折合22.56大亩，即今15.525市亩，如不用畜力耕，决不可能。根据我们推测，秦在农耕中还利用了铁犁。”3 秦国是否已普遍使用牛耕，兹不论。但是，在西汉中期以前，畜耕并不具有普遍性，则是可以肯定的。从战国到西汉，中国农业发展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就是它的精耕细作。这种精耕细作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人力的大量投入。所以，当畜力的运用还仅限于耕种，而不能用之于整地、中耕的情况下，无论是马耕还是牛耕，对于实行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而言，意义都不大。换言之，仅仅扩大耕地和播种面积，而没有足够的人力进行整地、中耕，并不能给小农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李根蟠先生指出：“精耕细作要求一定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劳动力，而劳动者劳动强度的增加是有限度的，耕种太多的土地会超出劳动者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主攻方向。”4这是非常正确的。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其家庭规模已非常之小，往往是三四口5。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使农业向着以人力投入为主的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而排斥畜力和大型农具的使用。 然而，学者们总是引用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作为西汉已实行普遍牛耕的证据。《汉书·食货志》记录赵过倡导牛耕的史料如下： 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这段史料有两点必须注意：一、赵过推行牛耕，其耕播工具使用起来都很“便巧”；二、因为缺牛，推行的时候，牛耕或改为人耕。耕播工具的便巧，被用来说明它们更适合于牛耕；而在一些农史学家看来，赵过推行牛耕之前，西汉还曾经盛行过马耕；马耕的犁具是不适合用于牛耕的。 关于马耕，《盐铁论》卷6《散不足》上说：“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同书卷3《未通》上则说：“农夫以马耕载。”但是，《散不足》上还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汉代中家的财产标准约为十金，相当于十万钱。这样的财力，非一般小农之家可以望尘。养马一匹，要耗去“中家六口之食”，也是小农“五口之家”1无论如何消受不起的。可见，当时养得起马的，至少是个“中家”。那时是养得起马的人家不种地，而种地的人家养不起马。战国以来，论者言及小农之家，如李悝、孟子、晁错等，都未提及马耕。这决不会是一种疏忽。同样，西汉的小农，也用不起牛。农史专家根据当时一头牛的价钱相当于100斛（石）粟这样一个事实，推论当时小农根本不具备拥有“二牛”的实力，“一般贫民耕作，只得凭耒、臿而已”。2这实际上也否定了赵过在当时推广牛耕的可行性。赵过用平都令光“教民相与庸挽犁”，恐怕也有问题。用人挽犁，始于人力足、用力齐，或可奏效；及人力稍衰，则不能齐，决无可用。估计所谓的“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无非是根据短时间内的效果推算出来的。 赵过的真正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