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可持续性论文.docVIP

　　中国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可持续性论文 .freels）和非生产性项目（unproductiveprograms）的划分，如大江大河治理项目和国家大剧院项目之间的生产性比较就十分困难。尽管在使用非生产性概念时会遇到一定的限制，但非生产性概念的引入，为判断和改进公共支出政策，以及分析与政策紧密相关的公共支出计划合理性提供了基础。 参照公共支出生产性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既应该也能够对国债投资的主要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有时候，经济政策制定者甚至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研究，就可以从一些明显的现象——如大量闲置的基础设施等——认识到项目的低效率。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确定国债投资项目的效益状况，并进而确定其可能对未来财政预算状况的影响。（2）在进行财务分析的同时，对国债项目进行经济分析。由于公共支出的非盈利性取向，使得仅进行财务分析难以全面反映项目实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有些公共投资项目可能未直接带来产出的增加，而是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结果是以影子价格计算的产出的增加。（3）不仅对国债投资项目进行财务和经济分析，而且要将某一类项目的投资结果与相关部门的发展现状相联系，以免在同一部门内部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如在高等教育投资增长的同时，适龄学童辍学率却在上升，出现这种矛盾局面只能说明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选错了方向，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4）机会成本分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部门投资的增加，必然造成其他部门可能获得的投资的减少。清晰的机会成本判定能更加深刻地反映国债投资项目的真实效益状况。 （二）国债投资方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我国的情况看，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国债政策的首选目标。国债政策能否实现其目标，既取决于国债发行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总供给的影响（我们知道，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和技术，价格调整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决定总供给的另外一种因素），也取决于国债的投资方向，即国债投资能否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国债投资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暂不研究国债发行、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国债投资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类似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恰当的公共投资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短期，通过公共投资能有效改变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和有技术的人力资源短缺所产生的瓶颈制约，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但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因此仅有上述结论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是恰当的长期国债投资方向？在确定投资方向后，长期国债投资将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影响经济增长？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研究人员一直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研究。Arroy‘s transitionalgrowthrate），而不会造成稳态经济增长速度（steady——stategrowthrate）的变化。另外，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也建立了一些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长期增长速度关系的模型，其中Barro的模型具有代表性，该模型将政府支出视为私人生产的补充。在这个意义上，Barro和Arrow、Kurz一样，都假定政府支出是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 在建立理论模型的同时，经济学家（Landau，Aschane等）还从经验数据入手，探讨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不同经济学家分别进行的，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未能获得一致性的结论。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有的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公共支出占GDP的份额上升；而另外的却发现公共开支的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基于国别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公共开支的变动无关，但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 尽管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不存在一般性的规律，但是研究发现，政府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一般性规律的，即公共投资中交通、通讯投资规模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经济理论也告诉我们，公共投资是公共支出中与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领域，而交通通讯等基本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是私人资本积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债投资改善和提高基本基础设施的供给，应是国债使用首选的方向。但是仅有基本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根据别国的经验，还应针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国债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力度，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如日本政府在其1997年6月19日通过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为了创造一个能让人民切实地感到富裕的社会，日本要在推进经济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