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论文.docVIP

　　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论文 .freelishkin，2001）。第二，显示市场声誉。不管是家庭部门还是企业部门，总是愿意与拥有更多自有资本的银行打交道，因为资本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第三，防止破产倒闭。就银行自身而言，持有更多资本金可以减少资不抵债从而破产倒闭的可能性。第四，减少转换成本。当资本金因贷款损失而出现短缺时，银行就得做出减少资产的选择。而减少资产，无论是削减信贷还是卖出证券，银行都需要支付相应的转换成本。 那么，国有银行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如何体现以上功用的呢？可以说，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功用与国家出资的性质有关。笔者既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对于国有银行，国家长期以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更明确他讲，国家是以其声誉“入股”的。既然如此，国有银行的市场信誉便是通过国家声誉来显示；与国家声誉相伴随的担保机制解除了国有银行的破产倒闭之忧；在国家声誉充当资本金的场合则根本没有支付转换成本的必要，更何况这种特殊资本金的缺损也是无法用资产的转换来弥补的。至于风险偏好则相对复杂一些，国有银行经理人员自然是风险爱好者，而国家作为出资人当属风险厌恶，因为它毕竟以其声誉入了股。 国家的声誉固然可靠，但它毕竟是“名义”的，作为银行，总归需要真实的资本注入。在改革过程中，这笔真实的资本究竟由谁来提供呢？居民部门正好“愿者上钩”。就这样，居民存款与国家声誉相结合，共同构成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它可用一个简单的代数式来刻画： E=r·D （1） 在上式中，E表示资本金，r表示国家声誉，D表示居民存款。如果极端地假定国有银行没有“真正的”真实资本，则有： 若r=1 则E=D （2） 若r=0 则E=0 （3） 也就是说，虽然国家声誉和居民存款对国有银行都十分重要，但相比之下，国家声誉更为重要。或者说，对于国有银行资本金的构成，居民存款是必要条件，而国家声誉是充分条件。国有银行因此也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资本金边界：只要拥有国家声誉（即r=1），居民存款与资本金合二为一，即全部居民存款可视同为资本金；如果失去国家声誉（即r=0），则居民存款就会与资本金一分为二，居民存款便不能继续充当资本金。 毫无疑问，国家声誉的“入股”为国有银行放手使用居民存款提供了保障。但国家声誉则具有不可分性，随着国有银行争取信贷自主权的努力的展开，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由这种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困扰。简而言之，这种不可分性体现为，对于国有银行，作为“资本金”的国家声誉只有角点解（要么是1，要么为0），而没有切点解（比如1／2或1／3等）。这就等于既排除了国有银行在追求自主权的同时期望兼得国家声誉保障的可能性，也使国家控股的国有银行改革方案失去意义。道理很简单，既然国家声誉是不可分的，那么，若国家控股，则国家声誉仍等于1，银行就依然是国有银行；如果国家不控股，国家声誉便等于0，与国家声誉相伴存的居民存款便会有大量“出逃”的可能。这种情形可以概括为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的“国家退出悖论”。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困境。若由国家补充，则国家声誉还是等于1；若在国家退出的前提下由其他部门补充，则无论是谁，都没有能力替换国家声誉。居民部门之所以情愿作为国有银行的另一“出资人”，那是因为他对国家声誉存在“心理依赖”，而不是看国家到底在银行投了多少资，这种依赖显然不是能够用真实资本可以轻易替代得了的。若失去了上述心理依赖，你提供的资本金再多（哪怕远远超过8％），老百姓的“退出”行为照样会把资本充足率完全“达标”的银行挤跨。 五、国家的低资本金偏好、股权回报与退出路径 从理论上讲，大凡股东或者出资人都具有尽量少提供资本金的偏好。具体说来，这种偏好基于以下逻辑：若给定银行的资产回报率，资本金越低，银行股东的回报率就越高（Mishkin，2001）。对于普通的商业银行，银行的所有者需要在股东的安全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因为持有资本金既有收益（使银行股东的投资更加安全）也有代价（降低银行的股本回报率）。一般而言，银行所有者愿意持有的资本金总是低于管理当局的要求，因此才会出现需要商业银行强制执行的最低资本金标准。无论如何，商业银行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资本金，而不能“无本经营”，或者说，它们的低资本金偏好要受到某些规则（如巴塞尔协议）的约束。 直观地看，国家同样具有低资本金偏好，因为作为出资人，它给国有银行提供的真实资本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国家自然是获取了很高的股权回报。不过，和一般商业银行相比，国有银行的低资本金偏好和股权回报有其特殊性。依照Mishkin（2001）的表述，一般商业银行的股权回报率为： ROE=B／E （4） 式（4）中，ROE表示股权回报率，B表示税后净收益，E表示股权资本。很显然，若给定B，E越小，则ROE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