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的民族性与国家话语论文.docVIP

　　中国电影中的民族性与国家话语论文 .freelinority”与“少数民族”这样一些概念等同起来不可，并试图藉此对“汉族”进行一种解构性的读解。遗憾的是.freel）（对此，他更愿意用「民族中心主义」加以界定），但我在这儿宁愿将之视为「民族化」（“race-ization”或克拉克PaulClark所说的“sinification”）的东西，看作为一种受到政治激励与操纵的文化生产过程。这种文化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大团结的统一话语，而且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电影分析部分中看到的那样，带来了必然地蕴含着自我与他者辩证法的矛盾的电影话语。从这一角度看，贝里的程式是有问题的。他不加鉴别地把“race”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术语来使用，一方面遮蔽了“race”与“ethnicity”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亦混淆了支持汉文化相对於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霸权的“国家话语”与中国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后者策略性地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特色”的一种构成方式以对抗西方话语和技术。这种混淆产生的后果是，贝里轻率地把近期的中国电影定位为对“race”话语和“民族化”的挑战而全然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即许多此类电影在挑战国家话语的个体努力过程中反而不知不觉地强化了汉文化霸权。 在讨论中国电影中对少数民族的特定描述之前，我打算先对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关种族、民族及民族国家的一整套概念略作说明。埃尔贝尔（ThomasHerberer）在《中国及其少数民族》（ChinaandItsMinorities）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少数民族」这个词包括在种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传统、服饰、社会结构以及诸如此类的方面有着显着特徵的一群非汉族人。埃尔贝尔注意到，汉语从未对与“peoples”、“nation”、“nationality”和“ethnos”相应的概念加以区分──它们全都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词彙「民族」，因此他也拒绝将它们压缩为一个英文单词──“race”。 我反对将「民族」等同於英文中的“race”，但并不表示当代中国并不存在民族话语。迪科特对民族话语曾作过深究，他认为，在谈到有关非我族（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种族概念时，在汉族与满族之间没有太大差别。迪科特确信中国各民族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是基本相似的，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形象与汉族的形象并无显着不同，由於存在这种确实的联系，因而没有必要详细阐释民族理论。」是以，他在研究中没有探讨民族关系问题。 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历史与社会科学文献中，“ethnicity”比“race”更接近於「民族」的等价词，作为中国电影研究中的一个批评范畴，“race”同样无甚效力。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对於那些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历史地演变而成的批评范畴，认清而不是遮蔽差别，对我们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在《文学研究的批评术语》（CriticalTermsforLiteraryStudy）关於“race”的词条中，阿皮厄（KeA.Appiah）注意到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在生物学与人类学领域内，人们有着相当广泛的一致意见，即当“race”这个词在非科学的讨论中被使用时，它迥异於其在科学中的涵义。」当被作为一个生物遗传的概念来描述时，“race”依据由肤色、头发乃至智力与诚实等诸种可辨的特徵来确定。惊人的是该词在西方过去几个世纪中是如此频繁而一贯地被使用，以致於作为一个范畴的“race”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早在1882年，勒南（ErnestRenan）就指出了致使「“race”与“nation”混淆」的重大错误。他进而指出，“nation”应该是“一种灵魂、一种精神性的原则”，它是由共有的历史记忆留下的丰厚遗产以及当今人们力求使这种继承物的价值常盛不衰的意愿构造出来的。“一个“nation”因此是最高层次的团结一致”，勒南断言，“这种团结一致性超越了种族、语言与领土的界线”。 然而，这种“nationhood”的意愿是怎样将自身明晰地表达出来的呢？就此，荷米巴巴（HomiBhabha）最近提出了“作为叙事的‘nation’”这一个理论──“nation”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叙述和话语而得以铭刻与传播的。例如人民（“people”或“nation-people”）的范畴是由双重含义构建起来的：在国家话语中作为“教育对象”的“people”（即“nation”在其成员中或通过其成员的自我生长）和作为“实践主体”的“people”.这就把“nation”分割成他者／自我，并把它重新指认为“一个被文化差别以及由相互争夺的族群、彼此对抗的权力集团和关系紧张的不同文化地域构成的充满异质的历史所内在地标明了的空间”。从这种文化差异的观点来看，勒南有关“nation”是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