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论文.docVIP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企业行为和市场均衡论文 .freelaker ）和价格持有者（price taker ）之间的状态。 企业最重要的行为是经营行为，其它的行为基本上都是服从于这个主要目标的。当前在中国垄断竞争市场上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其产权体制决定了所有者的目标实际上是无人承担和负责的。即使是企业的主管部门，也不可能担当所有者的角色，因此，这类企业的基本行为主要是由企业实际的经营者和主管部门的管理者的目标决定，而不是由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的目标所决定的。 与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同的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目标通常是与企业规模相联系。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经营管理者所能控制的资源就越多，他们能够得到的收入也就相应越高，其能够享受的各种等级的待遇也就越高。因此，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是其追求企业扩张行为的基本动机。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和企业自主权越来越大，企业管理者不仅能够运用其支配的资源，满足直接的效用，而且，还能够运用其可支配资源进行交换，以满足更大范围的效用。总之，企业管理者为获得更多可控制资源或可支配收益的内在动机，就表现为不断的扩张行为。 同时，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代表，其目标往往是与企业扩张目标一致的。政府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政府官员追求的目标，而在中国的官僚等级结构中，政府官员所追求的主要是政绩之类与权力地位晋升相联系的目标。而考核政府官员的最重要的政绩指标之一就是产值和财政收入。为了使这种产值或收入增长率最大化，追求企业扩张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尤其是当这种政府目标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目标一致的情形下，企业的扩张就会成为必然趋势。 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管理者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均衡点在于，当经营者和管理者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小于其所得到的效用或利益时，他们则采取规模扩张行为；若大于，则不再进行投资和扩张的努力。只要他们能够从产量规模扩张中得到足够的利益或效用，那么扩张行为就很难得到抑制。 通常来说，管理者追求企业的规模扩张，具体表现为企业投资扩张，人员扩张，厂房设备和各种控制资源的增加，以及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的扩张。体现企业规模的综合指标一般以企业的销售总收入为标志，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企业管理者追求的企业目标是销售收入最大化。 根据鲍莫尔（Baumol）的企业销售收入最大化模型（注：orris ，Industrial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假定总成本曲线为TC，总收益曲线为TR，总利润曲线为Л，利润Л表明TR和TC曲线之间的差异（见图1）。利润最大化的产出在Q，A，而销售收入最大化则会选择产出Q，B.假定总成本总是伴随着产出而上升，即边际成本为正值，则收入最大化的产量总是高于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在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Q，A之后，尽管边际利润为负值，但是边际收益仍然为正值，因而，产出的增加将会使总销售收入增加，直至边际收益为负值为止。 图1.企业销售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比较 鲍莫尔模型为中国的垄断竞争市场提供了分析企业行为的基础框架。在中国的产权体制下，经营者从产量扩张中得到的效用利益总是大于其可能承担的风险，在政府控制产业的种种市场准入政策下，来自外部市场竞争的约束力量总是小于政府或国有企业对于市场的控制力量。因此，企业往往能够化解竞争的压力，将其风险由大化小，由小化了，经营者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利益也往往可以随产出增加而增加，由正的边际销售收益所决定，而负的边际利润并不影响其主要的利益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这样的销售收入最大化行为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最优的，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其均衡很难维持。不过，在具有较高进入壁垒的产业，市场结构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伞，使得它们能够在这种销售收入最大化的均衡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所以说，这种企业行为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它们必须依据自身的某种规模经济，或某种新进入者不具有的优势条件，或者政府制定的产业保护政策等，来支持这种最大化的行为。 此外，对于销售最大化行为的企业来说，为了能够保持均衡，它们还不得不诉诸于各种串谋合作方式，即通过订立市场范围协议，通过制定价格同盟，通过约定的减产数量，等等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势力范围，避免出现收益下降和亏损出现。当然，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大量的市场压力，促使企业提高效率，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理解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国有企业行为目标，重要的是要把握企业目标和政府目标的关系。一般来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政府行为的决定作用越来越不重要，而企业行为越来越具有决定作用。然而，对于垄断竞争市场上的许多国企来说，由于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官员的各种控制权利益都更多地与之相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