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论文.docVIP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6——1995）之二论文 .. 三、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趋势、中心线索及社会性质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这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吴承明指出，过去有一种定型的看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直到70年代出版的近代经济史著述中仍“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他称这种历史观为“沉沦观”。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学者对这种“沉沦观”不断地进行了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上。有些学者针对有关“民族工业在‘黄金时期’以后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的传统见解，论述了二十年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但认为三十年代出现了衰退和破产；也有学者更进一步强调1920～1936年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吴承明认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但即使在这种时代也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他认为国家统计局把解放前农业和工业的最高产量定在1936年是实事求是的，在他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三卷里对近代有关年份的各类资本、国民经济各部门总产值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测算，从这些测算中可以看出1936年前近代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刘佛丁等更进一步认为，不但从1850～1936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及人均国民收入都有所增长，还经历了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1887～1914年为第一周期，上转折点为1905年；1914～1936年为第二个周期，上转折点为1931年。刘佛丁等认为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进步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过程中两次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投资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是经济繁荣和衰退的直接原因。22 与上一问题相联系的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或曰“基本线索”）的争议。 李时岳提出近代中国存在“两个线索”：“反映半殖民地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他进一步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并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半殖民地化指国家地位的变化，半封建化指社会形态的变化。二者本无必然联系，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并非同步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个历史的沉沦过程；而半封建化始于洋务运动，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生发展，这是个历史的上升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汪敬虞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既造成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又造成了中国的半封建化；他指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 是一个富有指导意义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他发挥了严中平在60年代初有关“红线”的观点，主张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提出要通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内在症结和它的历史走向。他认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直接地、简单地比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并不一定能够收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他指出，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中国本身经济条件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就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引发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概括地说，就是点与面的不协调，形成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他通过对在人口和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对国内市场状况的分析，认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 汪敬虞的上述主张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少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 （1）一些学者赞同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例如，虞和平认为这一中心线索既概括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又体现了这一总趋势的遭遇和特点。马敏认为这一命题“兼及了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面，从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过程中某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例如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性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难困境，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延续，等等”。杜恂诚认为汪敬虞的意见表面看来似乎有点矛盾，却是把握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脉搏，因而具有深邃的理论性，他进而认为研究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就是要研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他强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是主导的方面，提出研究不发展比研究发展“具有更重要和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王方中认为在旧中国社会并存的三种资本主义经济中，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2）一些学者从强调“不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修正意见，这其中又可分侧重外因和侧重内因两种意见。前者代表性的意见有严中平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才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的主张（他修正了自己在60年代时的观点），及代鲁关于“外国资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