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合法性问题讨论.docVIP

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语用分析；合法性；政府合法性 探讨我国政府合法性问题，在理论上就是从语用层面分析政府合法性概念。 如何对政府合法性概念进行语用分析呢？这需要弄清语用分析的基本框架。 从本质上看，语用框架，即“符号-解释者”的关系。 解释者是“人”，人要对符号进行解释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在什么背景下解释，为什么这样解释”，只有这两个前提具备了，解释过程才可以进行，解释才会有结果。 而在这两个前提中，“在什么背景下解释”是“解释语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解释”是“解释需求”的问题。 前者是解释活动的客观因素，后者则是解释活动的主观因素。 对概念的语用分析也就是对特定符号的“解释语境”与“解释需求”进行分析。 关于“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解释语境可以从三个层次考察，即：世界历史的层次、中国现代化的层次、市场经济的层次。 这些语境构成了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基本背景，形成了未来构建的基本约束条件，决定了未来合法性基础构建的客观路向。 那么，这些约束是什么，其提供的路向又有哪些？ 第一，就世界历史的层次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的较高阶段，即所谓的“后现代消费社会”阶段。 该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传统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形态逐渐转换为当代“消费主导生产”的形态。 相应地，整个市场的价值创造趋势也逐渐转换，从“劳动因素决定型”转向“效用因素主导型”；世界市场的价值创造链条也逐渐生成一种U字形的“微笑曲线”。 世界市场经济格局的这种转变，引发了整个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来临，其基本结构特征是：政府组织行动渐趋有限、私人领域不断壮大、非政府组织日益崛起。 中国政府和市场体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因素，同样也或多或少具备这些特征和符合这些趋势。 这就意味着，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之构建不得不要考虑这些客观趋势。 这既是观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首要背景，也是决定中国政府发展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本历史依据。 第二，就中国现代化的层次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特殊性，因而当前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既有诸多机遇也有更多挑战。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很早，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洋务运动，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真正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应该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建国后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起点。 尽管如此，若从现代化本质来看，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现代化，因为其没有实现商品经济的转换，更缺少市场化的体制设计，而这一点直到90年代才从根本上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启动应该以90年代市场体制的引进为起点。 这意味着，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因素很特殊：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在向纵深发展，而中国才仅仅开始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时间上具滞后性，但后发式现代化同样具有优势，那就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引进一些现代化成功因素。 这预示着，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境遇中。 如何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或者成功应对挑战，就成为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构建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三，就市场经济的层次来看，它直接影响着当前中国政府发展的路径与走向。 市场经济表面上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但若立足人类发展的序列来看，市场体制的实际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经济本身，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不主要是经济影响，而延伸为整个社会本身。 概括说，市场体制的生成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体现为三种分离过程的持续与社会秩序的重塑。 那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导致国家行动领域逐渐趋于有限，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导致私人自主性增强和公民的主体地位成为事实，私权与公权的分离——形成国家“公权民授”的新格局与新观念；上述三种分离形成这样的结果，即国家行动逐渐有限，公民行为逐渐自主，民间力量逐渐壮大，“公权民授”的观念日益普及。 在此基础上，传统社会结构逐渐消解，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逐渐生成，那就是现代公民社会。 在这里，直接影响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地位的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强权机构，而成为现代公权并提供公共服务；公民角色的变化——不再是传统国民，而成为社会的主人；政府正当性的变化——不再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合法性，而是要由公民授权获得。 而从深层次来看，市场经济的崛起在政府合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