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元代文学概说.pptVIP

概 说 元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206——1234）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大蒙古国，至灭金、统一北方； 第二阶段（1234——1276）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 第三阶段（1276 ——1368）由此至元顺帝退出大都、明朝建立。 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主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 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集中体现在所谓“四等人制”上，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 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汉族人不得染指； 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在朝中有很大势力，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 第三等人为汉人，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 最末等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 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 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 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 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 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 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如贯云石、萨都剌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天文、医药等成就，被介绍到中国。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边作战，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 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 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 而东南沿海的上海、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 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 因为崇尚功利，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遂产生了像秦简夫《东堂老》那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义山的《金少翁传》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 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 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 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 而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 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 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 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