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定责规则及其相关问题的法理学思考论文.docVIP

　　交通事故定责规则及其相关问题的法理学思考论文 .freelallydangerousactivities)，它对周围的环境构成威胁，具有高度危险。高度危险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后工业时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强了其危险。面对自19世纪以来社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发现追求高效、快捷必然要借助某些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作业。而高度危险作业所带来的消极结果或负面效应，是工业灾害频仍、交通事故剧增、公害严重损害人们的生命健康等等。事实证明，高度危险作业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们人身和财产的潜在巨大危险性，对人们的威胁是现实的，即使高度危险作业的业主或作业者对其行为予以谨慎的关注，也不能完全避免侵害的发生。 100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人类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高度危险作业不时给人们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侵害，以享受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也许这种选择可以概括为，人类不得不以忍受一定的痛苦为代价来换取或追求幸福。从道德原则上看，在善与恶之间，人们当选择善；在善与善之间，当选择最大的善；在恶与恶之间，当选择最小的恶。（注：［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也许，人类追求幸福而忍受痛苦可谓是选择了善。而在我看来，这种善并非至善，而只能是一种委屈的善或扭曲的善。那么，制度文明的追求者（注：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7～18页。）——立法者、司法官、法学教授是怎样选择并作出制度安排的呢？针对高度危险作业，大陆法系发展了无过错责任原则，英美法系创立了严格责任原则。这些制度就是对高度危险作业之危险性的“一定程度容忍”之“度”的法律防波堤。我们高兴地看到，制度文明的探索者没有也不会对来自人类异己力量给人们所带来的威胁与痛苦袖手旁观。尽管侵权行为法并非一开始就把高度危险作业所造成的侵害定位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可归责事由，但是工业化生产的那种“追逐利润的欲望驱使着资本家疯狂般地采用各种机器，除了工厂里高速运转的纺织机、织布机等等外，还有高速奔驰的汽车、火车和飞机。资本家有这些机器，源源不断地造出财富，也源源不断地造出事故。”（注：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再版，第81页。）因此，必须对高速运输工具及高速运转机器所制造的危险予以规制，如普鲁士1838年的《铁路法》第25条，德国1871年的《帝国责任义务法》（铁路）、1952年的《陆上交通法》（公路）、1922年的《空中交通法》（航空），法国1985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法》。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严格责任原则的兴起和适用表明，立法者为了对付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出现的新型侵权行为，加重了高度危险工具拥有者的赔偿责任。 德国1952年的《陆上交通法》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日本、法国、美国、英国等无不效法之。《民法通则》第123条中规定的“高速运输工具致人损害”，就是无过错责任的可归责事由。在国外，汽车交通事故责任是基于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的一种特殊责任，依英美法系的表述就是严格责任。对此有两种学说：危险责任说和报偿责任说。前者认为，机动车辆是一种危险性比较高的机器，汽车交通事故是伴随汽车这种危险机器运行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特殊责任，因此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对危险物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较大程度的责任。后者认为，汽车所有人和使用人是汽车运行利益的享受者，所谓“利之所得，损之所归”，因此，利益享受者当然要对所获的利益付出代价。（注：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基于上述外国立法例如学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机动车交通事故所致侵害为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的归责事由，这已被世界上作为侵权行为法立法的普遍规则。 《民法通则》吸收了这一普遍规则，但人们对其第123条之规定存在争议。法学界对该条主要有四种理解：（注：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514～515页。）(1)大多数学者认为，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2)主张侵权责任原则一元化的学者，试图扩展过错推定的运用，对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适用“特殊过错推定”，这实质上是否认无过错归责原则而主张适用过错责任原则；(3)主张某些情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汽车交通事故），而另一些情形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4)完全否定“无过错责任原则”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公害”或“高度危险作业”中也并无这一原则。 王利明先生认为，第123条所称之“高速运输工具”包括火车、汽车、飞机等多种工具，而这些运输工具在运输中致人损害的情况各不相同。就汽车而言，其危险性显然不如飞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