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本科历代文论选(一卷本)简体说明(先秦至近代).docVIP

先秦 《尚书·尧典》 《尚书》是关于中国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相传由伏生口授，用汉时通行文字隶书书写，是为《今古尚书》。《尧典》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着，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把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这里节录的一段文字，记载了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之一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由于“诗言志”概括的说明了诗歌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特点，也就涉及到诗的认识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说明，古人在“诗言志”的认识基础上，已注意到“采诗观志”，并曾经把“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力图充分发挥诗的认识作用，使之为统治者的政治服务。 与“诗言志”这一特点相联系的另一方面， 则是诗的教育作用。“志”，既然是是人的思想感情，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把这种思想概括成诗能“持其性情”，并十分重视诗所言的“志”的性质。从孔子提倡诗“无邪”，到后来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以至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系列的努力都集中在诗之“志”必须符合其本阶级的道德规范。另一些人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说明另有不同倾向的诗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教育作用。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唐孔颖达的《毛诗序正义》早已看出，“志”与“情”是一个东西，“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的区别。这种对立的理论主张之所以在文学批评史上出现，其实质则是要求诗歌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是不同的政治思想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 《尧典》这段文字也说明了在文学发展初期，诗、乐、舞的紧密联系。从文学起源的情况看来，一般的是伴随劳动节奏而产生音乐，因音乐而产生歌辞。在当时，乐和诗同样起着“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所以《荀子·乐论》说：“君子以钟鼓道志。”《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诗与乐到后来才发展成两个独立的部门，产生以“声”为用的乐，和以“义”为用的诗。至于诗、乐、为、舞的紧密结合，《吕氏春秋·古乐》也有所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尧典》所述此可以互相印证。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起源的重要历史史料。 《尚书》是我国现存的较早的古籍。“诗言志”是早期的诗歌理论。它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源远流长。毛泽东同志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书写“诗言志”三字赠给文学工作者，给这一理论注进了新的内容。 《诗 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后来儒家学派把它奉为经典，习惯上就称为《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〇五篇，全部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合乐歌词，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等地。全书根据乐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作者既有人民群众，也有士大夫贵族。但其时尚无专门作家，作者的姓名基本上都已无法考订。形式以四言为主，往往重章迭句，反复咏唱。其中有不少作品成功的运用了赋、比、兴手法，富于艺术性。 在这三〇五篇诗歌里，有少数作品已经谈到了作诗的目的。在比较明确的十一条中，八例为讽，三例为颂。但不论是讽是颂，实际上都是“诗言志”的具体的发展和运用。这些例证表明，在当时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把诗歌创作和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运用诗歌积极干预生活，或者讽刺丑恶的事物，或者赞颂美好的事物。 十一例中，讽占多数，绝非偶然。这不但反映了《诗经》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把颂美的三例（《卷阿》、《嵩高》、《烝民》）稍加分析，则还可以发下，这三例实际上也多少带有讽的意味。总之，在阶级社会里，由于美好的事物常常受到损害，不合理的现象大量存在，讽乃是人们对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的主要认识。 这个认识不但是《诗经》中的大量讽刺诗所由产生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国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