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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佳和她的父亲 　　 　　【冰点】凯佳和她的父亲2004年09月15日 00:02:43 　　本报记者 蒋韡薇 　　河北武安。中国北部一 　　个平凡的村庄。生老病死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好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 　　但是，当艾滋病的死亡威胁到来时，这里乱成一团。 　　天刚亮，王为军就起床了。今天，他要给妻子靳双英上坟。 　　1999年5月16日，妻子去世，丢下一双儿女。靳双英的死因是艾滋病。这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大骚动：传闻里只有西方国家的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才会得的怪病，怎么就突然发生在中国一个普通村妇身上呢？ 　　王为军更是想不通：妻子身体一直很好，人也本分，怎么就会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在防疫站的安排下，王为军全家都做了检测，年仅两岁的女儿王凯佳因母婴传染，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妻子走后的5年里，王为军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量体温。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就要捏着女儿的鼻子，给她灌下各种药丸和苦涩的汤剂。 　　女儿还睡着，王为军小心地从她腋下抽出体温计，迎着屋外的亮光看了看：37摄氏度，一切正常。他这才放心地带上门朝外走。 　　按照当地风俗，上坟必须在日出前进行。王为军来不及吃早饭，匆匆出门。 　　他是一个人走的。这5年中，每一次来祭拜妻子，他都不带女儿凯佳―――平时女儿和他寸步不离。 　　不认识王为军的人，常把他错认为“搞艺术的”。这也难怪，王为军留着像艺术家一样的长发，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并且官司缠身。 　　“官司一天不赢，我就一天不理发。”2000年，王为军发誓。4年过去，他的头发已垂到腰际。 　　这是一起注定难赢的医疗官司。患者在这类官司上，总是处于弱势。 　　在中国，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家属的，王为军是第一个，他也从来不在媒体的镜头前遮掩自己的面孔。 　　“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绝不会抛弃她” 　　村里人都说靳双英得了“怪病”。附近村子也有人和她一样，高烧不退，什么药都不管用。 　　没人把他们的“怪病”和活跃在村庄周围的卖血队联系在一起。几年来，一支由河南人组成的卖血队，一直在沙河、邯郸活动着。人们甚至经常看见他们在乡间医院出入。 　　直到防疫站给出报告，直接把矛头指向靳双英分娩所住的康泰医院。这家医院被怀疑非法采血，使用卖血者的血给患者使用。 　　1997年8月1日，靳双英在沙河市康泰医院分娩。“医院说，输血对大人好。”王为军花460元给妻子输了400毫升血。“我没有想到，这彻底毁掉了我全家的幸福生活。” 　　靳双英出院后，肚子和腿开始经常疼痛；1997年底开始出现口腔溃疡，伴着低烧，进而发展成高烧不退，人也瘦得不成样子。 　　王为军卖掉了家里的运输车，又卖掉了宅基地，只是希望筹些钱给妻子治病。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当地的医生谁也说不清。 　　靳双英的血样被送到北京，检查结果证实是艾滋病。“防疫站和我说，你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要到北京的医院去取药。我当时‘嗡’的一下，头都大了。” 　　王为军借了5000元，想把妻子送去北京治病，可妻子的腿已经不能动了，很快就去世了。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治艾滋病要花多少钱。更不知道艾滋病是不治之症。”王为军只是觉得奇怪：妻子身体一直很好，人也本分，怎么就会得了这种可怕的怪病？ 　　凯佳患病的消息传来，王为军几乎要崩溃。“我都没被传染，孩子怎么可能被传染呢？” 　　他二话没说，带着凯佳上了北京。“兴许是防疫站搞错了。还是去大医院查查吧。” 　　在北京地坛医院，医生给凯佳抽血。孩子的胳膊太细，总也找不到血管的位置。凯佳被长长的针头吓着了，号啕大哭。王为军和一个护士，死死摁住凯佳的胳膊和身体，才勉强抽出一管血。拿到确诊报告的那一刻，王为军傻了。 　　回到武安，村里人都不敢和王为军说话。“他们觉得，空气也会传播那该死的病毒。”住在王家对面的一户人家，甚至把大门改了朝向。 　　和王为军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哥哥搬走了。弟弟没有经济实力搬走，但是不许孩子和凯佳玩。凯佳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乘凉的时候，那个孩子就趴在窗台上，隔着玻璃远远地看凯佳。 　　王为军的姐夫在村里开了一个小饭馆。只要他一在门口出现，食客们四散而逃。王为军再不敢去吃饭。 　　邻居来游说：“把这孩子弄死吧。她活着是个祸害。死了就没事了，你也不用担心被传染。” 　　王为军抹着泪：“她母亲已经被艾滋病害死了，孩子是无辜的。只要孩子能活一天，我就陪她一天。我和女儿相依为命，绝不会抛弃她，绝不让女儿在人世间这短暂的时光里，受到丝毫委屈。” 　　凯佳的命暂时保住了。北京的医生说，像凯佳这样母婴传染的艾滋病感染者，很少能活过5岁。凯佳已经两岁了，她还能活多久？ 　　“一定要告医院，让他们赔偿，给女儿治病。”王为军下了决心，他要学电影里的那个打官司的妇女秋菊。 　　打官司先得请律师。王为军跑遍武安、邢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