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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琐谈 年来常和一些年轻朋友接触，谈到种种 学习 问题 ，其中，遇到最多的，是要我谈一点治学经验。说实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学无专长，平生最不乐意“好为人师”，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安排，很是矛盾。为什么呢?学问之道，广漠无穷，个人能力实在有限。庄子不是说过知者无涯，生者有涯的话吗?在短促的人生中，探讨无穷尽的宇宙和 社会 ，特别是探讨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人文 科学 和社会科学，要在上下千万年光怪陆离、变化万端、难以捉摸的社会生活中，理出一条 发展 规律 ，却不是那末容易的事。我出生于本世纪的初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 时代 ，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从高中到大学正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革命的失败，唤起了无数年青人探求救国的道理，我就在这彷徨求索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为学之路。 我年轻时，学习兴趣很多，想学文学，又想学 经济 ，最后，选择了 历史 。我是为着求知，为着探讨 中国 社会的实际，进而 研究 历史的，无形中，便把我研究中国历史的着眼点引向社会、经济，以及 法律 、 政治 诸方面，所以要在浩如烟海的学问大库，寻求为学之道，必须讲究 方法 。高中时曾上过国学概论这一门课，是以曹聚仁记录的章太炎讲稿为教材的，这样，让我初步窥见学问的大门。同时，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对我的研究历史，皆颇有启发作用。在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又扩大了我的读书视野，引起我对新兴社会科学如饥如渴的追求。我的学习范围逐渐放宽， 读得很杂，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是乌里亚诺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马扎亚尔的《中国 农村 经济研究》等，都成为我案头的藏书，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 参考 。在这时间内，我对于社会发展阶段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些文章参加争论，今天看来，显然是很幼稚的、可笑的，但动机却是纯正的。比较有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的 理论 ，那是到了日本以后，刚好那时日本学术界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史的论战，主要的有劳农派与讲座派两者，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我花了重金，购买了全套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不时研读。同时，我翻译苏联波里也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刊登于当时的《食货》半月刊。当然，我的这些学习和习作都不过是讲坛式的文章，并没有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只能算是自己研究历程上的一些足迹而已。这里，我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史的人如能结合学习一些外国史的知识，将很有好处的。我在学习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时，常用它和中国史相比拟，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可以说，后来我所进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此是有些关联的。我相信，这一种比较研究法，是很好的，行之数年，必定有成。 我在研究历史中，还有一种“史料癖”，常常记住“当人类沉默时，石头开始说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我侧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研究。可是这些史料，在中国正史中除了《食货志》、《货殖列传》和一些政书，如《通典》、《通考》外，很少有所记载，并且他们的记载，多半是涉及到公经济，特别是关于国家财政、赋税等方面，而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则记载得很少，这就给我在进行研究时以一个难题，必须另辟蹊径，搜集史料。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同时，古代史家所掌握的史料，有不少系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来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本着这一个治学的信念，便不曾错过机会，也养成我今后访问、调查的习惯，从中获得不少好材料。抗战期间，我于福建永安县黄历乡，无意中，在一间破屋里，捡到数百张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各种土地文书及租佃契约等，当时无人注目。我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文章，辑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出版，对于明清时代福建永安农村的社会构造、阶级斗争，以及一田三主等问题，皆根据契约文书，提出一些过去尚未为人论及的看法，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地区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此书因在抗战时期出版，流传不广，但已引起国内个别学者的注意，尤为日本学者所重视。1982年7月，我从日本京都到东京访问，有一天下午，东京大学田中正俊教授约我到东洋文化研究所会面，看一份材料。原来是1953年田中教授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同重田德先生共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