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商品经济与农民生活消费的变化.doc

秦汉商品经济与农民生活消费的变化 关于秦汉时期农民生活消费的 研究 ，学术界至今关注不够。现有成果还存在很多 问题 ，往往关注的是贫农的较低消费，忽视了秦汉商品 经济 发展 的大背景下农民经济收入结构的变化，没有去考察秦汉农民生活消费结构的改善及消费水平之提升。因而，多般以最贫困的农民(佃农或雇农)的最低消费视为秦汉农民消费的整体实情，故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农民生活消费的状况，也无法全面考察农民生活消费的特点及其 影响 。本文就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简略的梳理和论述。 一 秦汉时期，乡村 社会 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种，其中自耕农按所占土地的多少可分为富农、中农、贫农，而佃农是靠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户，雇农是靠出卖劳动力的为他人耕种土地的农户。收入是消费的决定性因素，秦汉农民收入的主体是家庭经营的耕织收入，对其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战国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结构、数量等发生了较大变化。 种植业收入，是农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包括五谷、瓜菜、果树等收入。若无天灾人祸，这项收入是比较稳定的，是满足农民自给消费的主要来源。秦汉时，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代田法与区种法的推广，推动了农作物种植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农作物亩产量的增长。《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汜胜之书·区种法》说：“验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如此则以区种，大旱浇之，其收至亩百石以上，十倍於后稷。”尽管氾胜之说的亩产量有些夸张，但反映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除了种植五谷以外，还种植瓜菜、林木等，增加种植副业的收入。如《淮南子·主术训》说：“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搞．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代薪蒸，以为民资。”《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为渤海太守时，“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于是亲自躬率俭约，劝导农民勤务农桑，并且责令按人口数“种一树榆、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结果“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 家庭副业收入，是农民家庭是另一重要经济收入，包括家庭纺织、禽畜饲养等。家庭纺织业是农民的主要副业生产。秦汉 文献 中，经常“男耕女织”并提，所谓“男得耕种，女得织纴”。商品市场的发展与活跃，家庭纺织品除了自用外，还拿出一部分投向市场，换取货币，实现生活必需品的余缺调剂。东汉末年，农民家庭纺织缣纨、刺绣等现象趋于普遍。“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据估算，家庭纺织收入，大致占农民家庭总收入35％，在临淄、成都、襄邑等地区一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中还占主要份额。同时，农民家庭还饲养猪、牛、马、犬、鸡等畜禽，增加了不少的收入。《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齐民要求·序》载：东汉时僮恢为不其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载：汉末杜畿为河东太守时，“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 外出务工或经商的收入，是农民家庭以末补本的重要收入。《史记·货殖列传》称“末业，贫者之资也”。对于一些失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外出做雇工或从事商业，是增加收入、弥补不足的重要途径。据史载：陈胜年少时曾与人一起佣耕，出“卖功佣也”。第五访，少时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还有一些农民给商人或官吏当雇工，如“酒保”、“保”、“僦人”、“僦”、“客庸”、“客佣”等。对于这些从事末业的农民，西汉贾谊说：“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东汉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可见，当时弃本从末的农民数量比较多，原因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发现做雇工或者经商的收入明显优厚于农业收入。不管此收入多少，它相当一部分是以货币为主，实物也有。这是汉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之结果，客观上促使了一些农民的经济收入结构由实物为主转向以货币为主。 秦汉时期，关于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具体多少?不妨以自耕农为例进行估算，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占地约60亩，亩产2石，以石60钱 计算 ，粮食收入7200钱，织布10匹，匹400钱计算，纺织布收入4000钱，总收入为11200钱。口粮、食盐、衣着等生存消费需7700钱，留种、饲料、农具等简单再生产费用需要1380钱，田租、赋敛等租赋需要900钱，祭祀、人际交往、医药等其他费用需要360钱。总支出为10340钱。二者相减，收支基本相抵，略有1025钱剩余。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