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doc

魏晋南北朝的盗墓之风与人鬼恋故事的产生 　　《搜神记》卷一所载的杜兰香、成公智琼的故事，乃是公认的人神恋故事，现在一般从心 理学 的角度 分析 其产生原因，认为类似故事反映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某种潜意识，他们通过幻想来达成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于是，这类作品的形成主要是基于某些人的丰富想象。然而，据小南一郎 研究 ，这类故事并非仅仅具有心理上的满足功能，它们的产生更有其现实的功利的目的。杜兰香故事中的男主角张硕的身份有可能为巫医，而成公知琼故事中的男主角弦超则可能为巫师，这从故事中神女所吟之诗和所赠之物可以看出端倪。“这些人创造出与神女交往的传说，是为了给人造成他们的咒术来自天上，并特别神秘的印象。这也是一个为了取得实利的目的。”[1]此类由方士、巫师编造的神鬼故事甚多，这类人的职业决定了其“善诈伪”、“好大言”等特点[2]，编造神话既是其特长，又是其职业需要。汉朝的新垣平、少翁、李少君、奕大、公孙卿即是其代表。时至晋朝，方士的诈伪行径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有变本加厉的 发展 。葛洪在《抱朴子》卷六《微旨篇》说：“诸虚名道士，既善为诳诈，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于不知。”并说：“而浅薄之徒，率多夸诞自称，说以厉色希声，饰其虚妄，足以眩惑晚学，而敢为大言。”[3]并列举了古强、蔡诞、项曼都、白和诸方士的诈伪行径。这些由方士为了求财干利的目的而编造的故事恰恰符合了干宝等人“证明神鬼实有”和猎奇的需要，因此，大量地被收入志怪小说。由于记录者有其鲜明的个人信仰和主观意图，所以不可能对事实本身作完全客观的记载，加上志怪文体所导致的记录上的简略，有些故事的真实目的往往被掩盖起来了，不加仔细考察就无法看出创作者的真实意图[4]。 　　人神恋故事中 经济 动因的揭发，给了我们如下启示，首先，一些被 现代 人视为爱情故事的作品，其产生往往并不是由于浪漫而美丽的爱情，更强大的动力来自于现实的功利目的。其二，这类貌似爱情故事的作品与真正的爱情故事之间，并不是没有可能区分，它们必然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有所不同。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几个传统意义上的人鬼恋故事。 一、《搜神记》中的人鬼恋故事 　　《搜神记》卷十六中集中记载了几个人鬼恋的故事，它们分别是《紫玉韩重》、《辛道度》、《谈生》和《卢充》。我们先来看《紫玉韩重》故事：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之外……（重）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要重还冢……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　，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王妆梳，忽见玉……玉跪而言曰：“……重从远还……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我们首先就会发现这段传说的男主角的身份是一位“有道术”者，这就必须研究一下，这段传说是不是有自神其术的目的在。在这个传说中矛盾的解决完全取决于紫玉再现对夫差说明真相，这一情节乃是客观叙述中最具有神秘性的事件。夫差乃至于读者相信这场恋爱的存在，关键就在于死者的再现。而使亡者再现，恰恰是方士可以掌握的一种方技。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是方士少翁为汉武帝招致已亡故的李夫人[5]，《汉书·李夫人传》载： 　　夫人卒……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鬼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又据《搜神记》卷二载： 　　汉北海陵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俄而得见之。 　　由此我们知道，按照当时方术水平，不但能招致亡者，而且还可以使其与生人互相对话。所以，紫玉韩重这一传说产生时的初始目的有可能是自神其技。但是，无论此一传说的本意为何，按照文本中的面貌，由于故事并不明言紫玉的再生是由于方术显灵，所以它显然已经不能取到神化方技的作用了，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爱情故事来看待，反映了人们对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向往。 　　以后几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全是书生，它们与方术无关，显然不是用自神其术就能解释的。我们将这几个故事摘抄一下： 　　陇西辛道度者，游学至雍州城西四五里，比见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门。度诣门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趋入阁中，秦女子西榻而坐……即治饮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