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ｖｓ．科学”与“哲学ｖｓ．宗教”.doc

“哲学ｖｓ．科学”与“哲学ｖｓ．宗教” 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的近代化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命题息息相关。其次,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新的现代化的儒学,应该往哲学的路上走?还是往宗教的路上走?再次,儒学如何介入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拟回到现代中国哲学之建立/发展的萌生阶段,重审现代学人/哲人对重建新儒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以此思考儒学之重展活力的可能。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