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论文.docVIP

　　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论文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商号的产生有三条途径：有时它是中央政府企业私营化的结果；有时它是从家庭商号建立起来的；在较少数情况下，它来自地区合作发展的努力。本文追溯中国近代商号出现的历史，剖析了中国近代商号产生与制度环境，尤其是公司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公司法、中国近代商号、公司 近代商号（modern firm)在中国出现有三条途径：有的时候它是中央政府企业私营化的结果；有时它是从一个家庭商号建立起来的；在较少数的情况下，它来自地区合作发展的努力1。也许可以把这三条通向近代化的道路压缩为两条，因为地区发展就是地方政府企业私营化，结合地方家庭商号的发展。尽管如此，地方政府的基础是与中央政府不同的.freelited liability)的观念得以建立，国家才有意执行公司注册。在英国，法律上对有限责任的承认落后于欧洲其它地方，而且，虽然其《泡沫法》（Bubble Act）规定“擅自如法人团体般行事”为有罪，使得持有合伙经营的股份（a share in a partnership）可能意味着负有无限责任（unlimited liability），但这些并未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经济繁荣时期阻碍合股公司的发展。直至1844年，合股公司才可以通过登记得以组建，而1855年有限责任才被承认。因此，不是法律使商业公司得以存在，而是普遍存在的持股行为为合股公司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并不是法律引导社会潮流，而是法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承认了社会的变化。4 除了中国皇帝可以与英国君主不同，拒绝承认国债这一非常重要的例外，中国18世纪的营商环境可能与英国没有很大的不同。合伙盛行，金融家寻找投资机会，商人结成网络，银行家以土地和商业（而不是工业）作为投资目标，意味着各种类别的所有权的票据有买有卖。然而，到19世纪中叶，中国所欠缺的，就是西方政府和法律制度所积累的有关合股公司运作的经验。可以说，假如中国没有工业化，这一差别不会马上转变为经济实力。虽然西方控制着新兴公司的工业巨头，很快就富裕得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为许多好的公司筹措资金，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有些工业（特别是运输业）的投资要求，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投资能力。私人资本需求增加的同时，国家也需要大规模增加税收。资本市场的发展回应了这些要求。商业工具（mercial instruments）被创造出来以减轻投资风险，法人公司的责任受到界定，与此同时，作为对征税权利的回报，国家增强了作为持股人和债权人利益警卫者的角色。因此，当“公司”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它也是在相似的背景下被接受的，这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公司的历史开始于历史学家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期，从1860年代末延续至约1895年，即从太平天国结束至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5。该运动开始于以实用主义来赶超西方的希望，所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该运动结束于失败和受挫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导致新的立法和政治架构的改革过程中达到顶点。公司法的制定也包括在这一过程当中。1860和1870年代，在中国引进法人公司的机会在两个不相连的背景下出现过。多次有人向官僚提出允许设立公司的建议，但都没有结果；而西方商人按照西方法律以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在中国集资，却极其成功。 第一篇向中国官府提出的有关成立公司的建议，是容闳在1867或1868年写的，容阁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广东人。这个有关船运业的建议使用了“公司”一词，建议集资4 000股，每股100两。看来股票的面值相当小。所以，即使持股者可能集中于少数人，但还是可以说，股票所有的较广泛的公开性已被构筑于公司的结构之中。公司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在持股者中选举产生，每股有一票的权利。每年股东举行一次全体大会，会上执行董事报告上一年的财政状况，并提交簿册以供审查。全体大会后五天之内根据利润按股分红。6 建议被当时中国实际上的外交部总理衙门批复，总理衙门接受了这一建议，条件是轮船的所有者必须是中国国民。然而，时值太平天国以后，这一建议若要付诸实施，还需要总督和巡抚的支持。总理衙门和收到这份建议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还对含有外国意味的东西存有戒心。曾国藩无疑是1860年代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他推动改革，正关注建设兵工厂、动乱之后长江下游的经济恢复和运输漕粮到北京等问题。他是中国使用轮船的先导者，为了军事需要而采用轮船。他也支持商人的活动，不是指轮船航运，而是在太平天国以后设立了食盐贸易的“招商处”7。考虑到他对轮船公司运作的“官督商办”模式的支持，这些事情同时发生不能说完全是偶然的。在他死后，其部属和继任者、直隶总督李鸿章使轮船公司得以营运。后来的计划采用了“官督商办”原则下漕粮运输的“招商处”的方式，表示有关企业倡办者对官方的想法有体察入微的了解。从“轮船招商局”的名称可以发现，这是懂得如何让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