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电影问题——答香港中国电影学会问论文.docVIP

　　关于中国电影问题——答香港中国电影学会问论文 ..毕业 问：你对解放前的中国电影和解放后的中国电影有什么看法？ 答：去年，意大利都灵中国电影展，我看过一些材料，香港发表的那些文章，我也看过；外国人发表的讲话，我也看了一些，从我来说，对这个问题还比较有发言权。解放以前..毕业，我们搞电影是“寄人篱下”，没有权，但我是地下党的电影小组组长，负责过这方面的工作。解放以后，在上海几年（1949—1955），我分管电影；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四年，我在文化部也管过十年电影。因此，说前期或后期的好坏，我都有份。某些外国人过分地称赞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电影，而贬低解放后的电影，我是不同意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电影，我们是白手起家，外行人写剧本，加上还有“左”的教条主义，但当时我们也力求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电影剧本，也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电影工作者，这些都应该肯定，是有一定成就的。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的确也拍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影片，如《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神女》、《大路》、《渔光曲》等，以及四十年代后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等等。但是，也应该看到，大部分编剧、导演、演员都是从话剧方面转过来的，同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深入工农群众，也就是说没有生活体验，因此，在导演、表演等方面都受初期中国话剧的影响。主要是没有掌握电影艺术的规律。我常说，中国电影的起点或者说基础，比其他艺术差得多。譬如本世纪初，在上海已经有音乐学校、美术学校、戏剧学校，却没有电影学校。几乎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没有受过基本功的训练。前面所举的这几部好影片也是从实践中反复摸索探讨而形成的。解放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有了自己办的电影制片厂，有了自己的电影学院，有了可供借鉴的苏联优秀影片，更重要的是有了两个梯队的专业电影工作者，就是解放前的有实践经验的电影工作者和解放后自己培养起来的比较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加上我们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联系；强调了业务学习和深入生活；甚至不惜工本地、肯花时间来制作一些重点影片，因此很明显，我们的条件比解放前优越多了。我们也承认解放后十七年的电影工作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左”倾思潮的、教条主义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但是在这十七年中，从《桥》、《八女投江》、《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翠岗红旗》、《董存瑞》到《青春之歌》、《老兵新传》、《风暴》、《林则徐》、《上甘岭》、《红日》、《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等，在质量上无疑是超过了前十七年，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电影天生是一种综合艺术，包括编、导、演、音、摄、录、美等，每一行当的水平和各个行当之间的合作，和解放前比较起来，其平均质量当然是提高了。就三十年代的电影来说，一个好的文学剧本常常因为导演、演员的水平不高而为之减色。也有很好的演员由于没有得到较好导演的指导而不能发挥他的特长。举例来说，“都灵回顾展”有不少外国人夸奖了我改编的《春蚕》，这是我第一次改编名著，我尽可能忠实于原著，当时年纪轻，也敢于创新，但是就编剧来说，究竟还是生手，还很幼稚，加上导演、演员完全没有养蚕的生活和知识，因此尽管他们很努力，但也不难看出是“城里人演的乡下人”。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这里我说的是作为一种综合艺术的平均水平。 说解放以前的电影比解放后的好，甚至说“新现实主义”是中国发明的，这是过奖。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贬低解放后电影的成就，是不是在暗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产生不出好电影呢？其实解放前的电影也是我们这些人“领导”的。 当然，解放后的电影也是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的，也犯过错误。照理讲，应该搞得更好一些。这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我们对电影的特性和规律认识不深，研究得不够，解决得不好，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突出政治，我们对提高艺术质量重视得不够，特别是没有花大力气培养专业人才。客观上，由于我们搬用了苏联的模式（也搬用得不好），形成了“婆婆太多”的情况，使电影工作者不能独立思考、大胆创新，这一切都妨碍了解放后中国电影艺术质量的提高。这些我们都应该认真地总结经验，加以改革。 解放后的电影，我看也有过两个高潮：一是一九五九年的建国十周年献礼；二是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另一个高潮。这两个时期都产生过许多中国电影史上不会被人忘记的好作品。这两个高潮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教导和鼓励之下产生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座的陈荒煤同志也会记得，为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周总理花了很大的心血，从献礼片的题材规划，编剧、导演、演员的配备，他都抓得很细，特别是他一再和电影工作者座谈，解除五七年以后的那种压抑情绪，鼓励他们大胆创新，甚至连演员的培养、训练、基本功的锻炼都作了严肃而又亲切的教导。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一九五九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