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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关系问题的几点省思 【关 键 词】中央管治权；特区自治权；文化认同；论文代写 　　【作者简介】高汉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基本法框架下，中央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问题，根本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央的授权，就性质来讲，属于附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授权。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配置中，中央仅仅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管辖权以对外体现主权原则，权力向特别行政区高度倾斜。而中央司法管辖权的完全放弃，使得香港法院有机会以违宪审查权来挑战中央的管辖权，中央则以立法解释权予以应对。从根本上保证中央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和谐，还要求实现文化的认同和价值观的统一。 　　一、中英联合声明与授权的性质 　　关于基本法的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 宪法的这一条明确的说明了基本法的授权法性质。在此基础上通过的基本法成为特别行政区得以建立的依据。 　　授权与分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达两种不同的权力关系。掌握授权与分权的区别，对于正确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处理香港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至关重要。首先，由于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并未产生剩余权力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全国人大明示授予的权力为限，未明示授予的保留于中央。基本法第20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其次，由于权力是中央授予特别行政区的，所以中央当然具有对特区行使权力的监督权，也就不可能存在当矛盾出现由第三方居中裁决的局面。正如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的那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来自于中央的授权。中央授予香港特别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没有明确规定的，根据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中央还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谓的剩余权力问题。2 　　当然，香港问题是复杂的。1984年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国际双边条约，对中国政府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基本法声明制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固然表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被全国人大授予的。但早在1985年全国人大批准中英联合声明时，全国人大已经背负授权的义务。1990年制定通过的基本法，就完全将中英联合声明中方声明和附件一的内容纳入其中，这实际上是一个将国际法的内容和义务转化为国内法的过程。香港以及国外学界屡屡有人宣称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英联合声明，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本身就是个特别授权、特殊授权，传统的单一制国家授权理论的分析已经不能完全有效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了。 　　我的看法是，中央的管治权的存在是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体现，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则来自于中央的授权，尽管这种授权在一定期限内（50年）、一定条件下（不出现基本法第18条第4款的情况）是不可撤销的。因此，用附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授权来描述这种授权关系，可能更符合历史与现实3 。也更有利于我们拓宽思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央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 　　二、主权与中央政府 　　基本法第二章专门阐述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基本法这种制度安排，从法律文本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存在着如下值得思考的问题： 　　1.关于主权。国家主权的概念是随着近代国际法的兴起而出现的，是国家拟人化的法律表达，用来表达一个国家存在对特应地域和人口管辖的最高权力，其内涵大概防务权、外交权、税收权以及立法权、司法权、行政管理权等。4 我的看法是，主权概念只有在外交领域使用，其概念才是清晰的，而到了一国的内政，就是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割问题，而与主权无关。由此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英展开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时，确实存在一个主权问题，但当中英达成协议，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香港主权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等到1997年7月1日中英在香港履行了移交仪式，港督彭定康回国，香港主权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因此，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关于香港的治理归根到底都是中国的内政，基本法为1997年后香港五十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基本制度作出了规定，可以说是中国的宪法性文件，也是香港的小宪法。5 中央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也必须在基本法的框架内予以讨论，才有实践意义和价值。而基本法的框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