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摹作品的著作权论文.docVIP

　　关于临摹作品的著作权论文 .freeles法官在Bleistein v. 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一案中指出：对艺术作品的临摹无论怎样与原艺术品相象，它总多少反映出临摹者自己才有的特点，即可享有版权的东西。 有人认为，“独创性”的涵义之一是作品为作者“独立创作完成”，又断定临摹是依已有作品复制而来，因而自然也就不符合“独创”的要求；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作品只要体现出“最低限度”的技巧、风格、判断，就满足了著作权上的“独创性”。那么面对一件已有作品，根据自己的经验，选择适当的工具材料，采用合理的方法技巧，最终得到接近原作的临摹品，这其中是否体现了“最低限度”的智慧呢。 又有一些人武断地认为：临摹是对美术作品的“手工复制”，只是复制的一种方式。 这种观点完全不承认（或者说不了解）作为艺术活动的临摹的规律和特点，否定临摹行为中人的经验性、情绪化的主观因素，把临摹看作一种纯粹的技术实现方法，甚至等同于由机器进行的复制。这种简单的归类是对相当多临摹作品作者的不尊重。照此观点，很多主要基于临摹进行艺术活动的艺术家――尤其是书法家――都要沦落成为古代艺术品复制者了。 （另：所谓的“手工复制”艺术品行为确实也是存在的，如享誉中外的荣宝斋木板彩色套印技术，以数百至数千块木制雕板，经过上百道水墨及彩色套印工序仿制古代名画。但这种已经高度技术化、手工业化和批量化的仿制与作为个人艺术活动的临摹完全不同质。） （3）由于美术作品与著作权的其它客体（典型的如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表达形式上的巨大区别，完全有必要对它进行特别的分析。举例言之，一部小说，不论其表现为以钢笔书写的手稿还是储存在硬盘上的数字化文件，甚至是它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不足以构成实质区别，因为不同表现形式后面是同一作者相同的文字表达。又如同一演奏家同一版本的音乐录音，不论其介质是密纹唱片、LP、卡式录音带或CD，其中容纳的都是同样的音响。因而对小说的抄写、拷贝，对唱片的转制、翻录，都是对原作实实在在的“复制”而可构成著作权上的侵权。但是对美术作品而言，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恰恰就可能构成实质差异，因为美术作品相比其它著作权客体具有更多“形式主义”的特征。比如在不同的介质上，使用不同颜料和工具再现他人作品，完全可能出现迥异的效果而具有足够的“独创性”（这是新写实主义中经常出现的手法）。既然临摹不可能完全是原作的翻板，它在介质、材料、笔触、画肌、色彩、线条上到处都可以表现出与原作的区别，如何来区分这些程度不同的区别是怎样从量变到质变，最后达到“独创”的程度呢？个人认为合理的办法就是承认任何细微的差异，赋予它们“独创”的意义。 （4）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临摹行为所表现的“独创性”甚至是极高的，连一般所称的“创作”行为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自上世纪40年代起，穷数十年之力，在艰苦的条件下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同样是在敦煌，也是在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率领门生子侄在敦煌历时两年多，临摹276件敦煌壁画，在成都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引起轰动，被陈寅恪称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 这两位画家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不仅为文物和艺术研究留下重要资料，本身也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其作为艺术创作的价值从来无人置疑。对此类情况，Holmes法官曾有过精彩的评述：其它人可以自由复制原作，但无权复制（第一个人的）临摹品。 这段话正肯定了临摹作者对自己的临摹品享有的权利。 （5）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对平面艺术作品的临摹可以抽象为对照平面物进行的写生。对立体物――比如美术学院老师摆出的一组静物或一个人体模特（这样的摆放也是经过人工取舍、组合、造型的）――的写生毫无疑义可成为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品，为何对平面物（其实没有绝对的所谓平面物）的写生就是复制？进一步说，自然物、人为摆放物到雕塑（圆雕）、浮雕（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对雕塑的写生称作“临摹”，是不恰当的。这里的“雕塑”暂且专指那些非“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社会公众活动处所的”，绝不会引起著作权纠纷的雕塑作品，比如作写生练习用的石膏像），再到照片，最后到绘画、书法作品，对这些从自然到人工，从立体到平面的物体进行写生，到底在哪些尺度上是创作，从哪里开始叫做复制？如果对平面的东西进行的写生（或临摹？）就不是创作了，那么天安门上挂的毛主席像就不是“作品”，而只能是照片的放大复制品，因为它主要是根据照片画出来的。 而实际上，对照片的“写生”与对艺术作品的“临摹”很相似，都需要作者通过观察、思考，以适当的艺术手法加以再现，与翻拍之类的复制方式――虽然也不排除复制者的经验技巧，但主要是通过仪器设备完成的物理和化学过程――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只要看到临摹过程中体现出的人类智力和精神活动，关于它能否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