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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学语文课的反思论文 近年来的大学语文课在教学内容上正逐渐失去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应有功能，正在失去其语言与文学的自身吸引性。又怎么能不失去其自身的生存能力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反思一下大学语文课的教 近年来的大学语文课在教学内容上正逐渐失去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应有功能，正在失去其语言与文学的自身吸引性。又怎么能不失去其自身的生存能力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反思一下大学语文课的教学。 一、传统语文教学的三大功能 考察一下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国的传统语文课教学从孔子时代起就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功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非常讲究各类知识的融会贯通，所以传统语文课教学的内容往往是文史哲不分的；他不仅具有语言工具的表述功能。而且更多的是具有道德思维理念的功能和中华民族文化传授的功能。夸张点说，中国的文化无不融合在中国的传统的语文教育之中。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贯是以“知书达理”为教学原则的。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要懂得道理。所以在传统语文教育中“道”的教育功能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并贯穿于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开篇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在强调要将道德思维理念的教育功能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放在为师者教育职责的首位。韩愈说的“道”，实际是包含我们现在所讲的道德在内的一种明白事理的思维方法与思维能力的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理”，就是如何做人做事、如何思考问题的道理；而且这种道理是一种与“授业”的文化知识性教学和“解惑”的思维能力教学密不可分的一种思维方法的理念。由此可知，古人不但认识到在教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思维理念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意识到这种道德思维理念的教育并不是直接的单独的道德理论教育，而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形象的间接的思想教育：用潜移默化的形式将这种思想教育融于“授业”的文化知识性教学和“解惑”的思维能力教学之中，这就奠定了在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所特有的道德思维性、文化知识性、语言工具性的三大功能并存的教学理念。 中国的传统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分阶段的教学。古人的语文教学虽然没有今日学校的小学、中学、大学之分，但从古人“小学”启蒙教育中的识文断字，到谋篇作文，再到对儒家经典哲理的学习，这三个教学阶段是非常明晰的。在这三个阶段的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学的三大功能虽然都始终贯穿于每一个阶段之中，但在每一个阶段中的教育侧重点还是明显不同的。识文断字的小学启蒙阶段是侧重在语言文字的教学，而在谋篇作文阶段则是侧重于与语言写作技巧的传授和训练，而到了第三个教学阶段，即相应于现在的大学阶段。则重点突出思维方法和道德理念功能的教育，并主要通过对儒家经典书目的研读来达到“明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以道德思维理念为内容的“明理”教育是传统语文教学的终极教育。可见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二、语文教学历程的回顾 如果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的历程就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语文教育基本还是沿袭传统教育的模式，是将思想道德教育、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和语文工具性的教育融合在一起的。虽然在道德教育中开始融入了一定的政治内容。但是三种功能并存，最终以“明理”为目的的教育模式还是非常清晰的。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将突出政治摆到了重中之重，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复课闹革命已将语文课的教育功能完全政治化，这一左的教育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的末期。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传统语文教学的功能开始得以恢复，但是在高考应试性教育的指挥棒下，在语文工具性和文化知识性的功能恢复的过程中，更多的还是偏重了语文表述的工具性；同时，随着政治教育内容开始从语文教学中剥离，传统的道德理念教育的功能始终并未得到恢复。而这一时期的大学语文课，在教育功能上始终未能有一个权威的定论。 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教育理念的不断引入，道德教育并入政治课，与语文教学完全脱节的教育格局已形成定论，而且语文课中的传统文化知识教学内容也越来越少，语文课教学开始步入工具性学科的单轨道。与此同时，大学语文课也开始被强调定位在了单纯实用工具性的教学学科。比如在一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中就明确提出了四个淡化：“淡化述心志、摹物态的文学功能”，“淡化形象思维训练”，“淡化语文基础知识和文学体系的介绍”，“淡化古今中外文学名篇的介绍”。由此可知，大学语文课也已经只剩下了实用的工具性功能。 更使人意外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的扩招，在校园经济与急功近利教育的推动下。取消大学语文课的呼声又开始越喊越高。其理由是：语文课即是工具课，从其功能上讲理应是中学教育的课程。再设大学语文课实属多余。于是乎高校中的大学语文课开始有了穷途末日之感，由其是高职院校中强调专业课而驱除大学语文课的现象已比比皆是。 如果语文教学的功能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