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docVIP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 户籍·籍别·乡贯? 移民史 一 、 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 ，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江西吉水人解缙为凡例。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单籍的明代乡贯进士有2300人左右，约散见于40个科年中。如果这一史料属实，又假设这些进士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人口中，根据乡贯进士没有籍别的特征，则意味着明王朝将近十分之一的子民不负担封建役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发现，仅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永乐二年、四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宣德二年等11个科年就有单籍的乡贯进士2140人左右，约占总数的93%，也似乎与这些科年的全部进士等额。这11个科年的进士题名碑可能本身就设有石勒进士的籍别。因本人未见过石碑实物，不便下结论。又查中国古籍善本，这11科的进士登科录和会试录已全部失传[7]，使《索引》作者无法补阙。另有100多人也事出有因。真正可算得上“仅有乡贯”者不过是20余人。这里面，有宗室5人，孔子后裔2人，朱熹后裔1人，剩下的10余人也不排除文献缺载的可能。至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所谓的“仅有乡贯”者? ，绝大部分是缺少籍别记载的户籍进士? ，区区几个“仅有乡贯”者，可能是享有封建特权，不需要负担任何形式的“役”的皇亲国戚、圣人后代等特殊阶层。这些人，与其说“仅有乡贯”，倒不如说没有户籍籍别——封建役籍。质言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