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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论文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Max erican Perspectives)挖掘了这段被埋没的历史。该书在第六章《社会意识：马克斯·韦伯论新闻与责任》 中，集中论述和介绍了韦伯的新闻思想，特别包括了韦伯呼吁对新闻业进行大型社会实证调查的主要演讲内容。(35)韦伯其实一生都没有中断过时事政治评论，也因此和新闻业有密切的互动，他担任过很多严肃报纸的专栏作者和社评人，并在新闻界赢得了尊敬和名声，但是也与新闻界有过多次严重的冲突与斗争。这些合作与斗争的经验都凝聚在韦伯对新闻思想的理解与阐发之中。 德国社会学家大会是1909年韦伯以热情的态度和大量的精力参与创建的，其目的正是“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展开价值中立的学术工作和讨论的地方。”(36)1910年，韦伯在第一次德国社会学家大会上发表了开展新闻业实证调查和研究的演讲，他强烈呼吁社会学界关注新闻业，认为新闻业和新闻组织作为德国社会的两个重要层面，需要系统性地加以调查和研究，其重要性在于现代新闻事业对社会公共性以及对于现代人的塑造。韦伯雄心勃勃地把关于新闻业的实证调查看成是实现其社会科学研究“价值无涉”的重要实践。在演讲中，他一再追问的问题意识正在于：什么是当代的公共性((publicity)，它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报纸公开了什么，没有公开的又是什么？需要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去发现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的变化与发展，过去和现在的观念是如何变化的，谁掌握着它们？他敏锐地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新闻公共性的影响：媒体的资本化、私有化以及媒体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独特性，即它既依靠订户，也是依靠广告业，这两种不同的客户。在政治和其他议题上，新闻业希望富于教育性地和客观地建立“公共”，而企业向公共性索要的是对其广告的反映，这两者性质完全不同。那么，其后果会是如何？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媒体工业，因此，在什么程度上它对资本的需求意味着业已存在的企业对垄断(monopoly)的增长？投资增长是否意味着以一己之见对舆论的型塑力量更强了？或者相反，私营企业对舆论变动的影响会更敏感了？是否对当下舆论不断增长的依赖是资本不断增长的需要呢？这样的变动是否会导向对报纸的信任？在韦伯看来，媒体企业的商业性质是今天必须予以重视的：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从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资本主义发展在媒体企业中的表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因此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现代媒体组织和机构的运作是韦伯关心的另一个层面。很显然，这是韦伯对官僚和科层体系研究在新闻研究中的投射。韦伯关注新闻界是否应该保持不署名原则的论争，并考察其在欧洲不同国家的运用目的，它涉及的问题其实是：谁从外面向报纸写稿？写的是什么？谁不为报纸写稿，不写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写？报纸如何获得它的材料并提供给公众？什么是它不得不提供的？什么是最终的新闻来源？因此这项研究也涉及大型的通讯社及其建立的国际关系。韦伯还关心欧洲不同国家的专业新闻记者的变化情况。其实在上述问题中，韦伯一直是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放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上来设问的。韦伯追问什么是当代新闻记者的出身、教育与专业要求？这对于他们在新闻业内和业外命运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在韦伯看来，这项研究计划是对新闻业作为人类大脑的一次检验，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新闻业提供的各种大杂烩，这迫使他们在不同的文化生活中匆忙穿行，从政治到剧院到各种不同的主题。新闻对现代人的改变是显然的，也需要更深的探究。它对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改变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后，韦伯做了这样的总结：我们必须彻底地检讨新闻业在于：第一，它对于现代人的形成有何贡献？第二，传统新闻业的客观性、超个体性(supra-individual)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变化发生？大众的信仰和希望有哪些被摧毁，哪些被重建？ 这是一个包容面极为宽阔的新闻业调查计划，其问题意识具有极大的前瞻性。但是，一个历史遗憾的事实是：这个大规模的新闻调查研究计划最终流产了。这是因为韦伯被迫卷入一场耗时长久的媒体诉讼案件。(37)这个案件极大地影响了韦伯的生活，也使得他获得深刻的亲身经验去理解和质疑媒体在保障公共性上的问题与错误。它的缘起是韦伯夫人参与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1910年，玛丽安妮·韦伯领导的德国妇女联合会在海德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德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大事。但是一位青年讲师R却发表了对妇女团体的诽谤文章，冷嘲热讽地提到妇女运动仅仅是那些未婚妇女、寡妇、犹太女人、不孕症患者以及不是母亲或者不想担任母亲责任的人构成的。玛丽安妮·韦伯因为没有孩子，又是主要领导者，因此最尖刻的评论都指向她。玛丽安妮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收回其恶言，韦伯支持妻子的行为。但是该作者拒绝了，并且扬言韦伯是不能接受决斗挑战的丈夫躲在妻子身后。韦伯得知此言后宣布，他接受决斗。但是这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