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docx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他的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意蕴深长地在书中展示了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这个看似平淡实为有明一朝重要转折点的一年。书中通过几个关键性的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将明朝中后期社会架构的运行及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展现出来。 皇帝---制度的附庸 在平常人们的脑海中，自从秦始皇创建皇帝制度以来，皇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不断的加强，直至明清时期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专制主义君权达到最高点，封建时期的皇帝上承天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历史并不总是那么的简单。皇帝只不过是社会制度的一种需要，皇位制度的附庸。那些看似高于一切的神秘的权力是传统赋予的、超过理智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上天意志的象征，它产生于百官的朝拜与万民的敬仰，以传统儒家纲常伦纪为基础。而当皇帝不能受到百官的拥护和万民的信赖时，即使有再强烈的思想束缚也难以保持这种神圣的光环，因为儒家伦理的解释权属于文官集团。皇帝只有按照纲常伦纪和传统道德通过繁琐而仅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活动来治理国家才能赢得那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官集团的信任。如此一来，皇帝毫无自由可言，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程式化，规范化以符合儒家伦理给他规定的治国之路。 举些例子说明。公元1587年3月2日，由于消息的误传，文武百官以为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奔赴皇城，抵达时喘息未定。最终确切消息传来，皇帝陛下并未打算举行大典。全体官员均系上当受骗。本来此事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但考虑到有失体统而不得不惩罚相关官员，最后，惩罚力度扩寄到全体京官。可见，所谓“体统”才是不可动摇的东西。皇帝和太后的身份也使得母子间正常的天性不能正常的表达。皇帝为太后修缮寝宫，太后对皇帝也不能像寻常母亲对儿子那样亲切问候，而是让大学士起草一篇文章，并且是在皇帝跪着的时候诵读以表彰皇帝的孝心。如此，天性也随着这种皇帝制度而慢慢淡去。此外，一年一度的“亲耕”，每逢节日的各种大典、仪式，早晚朝，经筵讲读等等一系列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神圣”的活动，皇帝都要一丝不苟的参加，因为，这一切都是随皇帝制度存在而存在的统治偌大帝国的需要。 在平常的政事处理中皇帝也不能不考虑文武百官（特别是文官--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的意见。明朝是以文治国的朝代，到万历年间，明朝文官集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尽管皇帝有人事、生杀大权（这些权力的行使也要考虑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关联）也奈何不得。皇帝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来事无巨细的统治他的帝国，他必须借助甚至不得不依靠的其他官员的力量。通常说来，一个圣明的君主能够驾驭好百官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显然万历皇帝不符合标准。于是，封郑氏为皇贵妃，立储等问题掀起了一道道波澜，尽管万历照常封了郑氏为皇贵妃。但在立储这个关乎国本的问题上，最终他也不得不迫于百官舆论和传统纲常伦纪的压力带着仇恨的做出了让步。但从此，他便越来越怠政了。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文官集团几乎起了决定作用，而在文官集团中言官的地位和作用有极其重要。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朝“言官”：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明代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其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并以群体的面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威慑力量。张居正辅政时110名监察御史和52名给事中都是张居正的人，他们密切的监视着皇帝的一举一动。皇帝的自由被紧紧地束缚着。皇帝的举动越符合规范、程式，他们便越在赞扬皇上圣明。反之，如果皇上没有按照他们的规范走，即便他再有雄才大略也会受到言官的上疏规劝。总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是没有条件和限制的，他必须自己带头遵守赋予他权力的伦常纲纪和一系列繁杂的祭祀礼仪，并且在这些规范下行使这种权力。 文官集团---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明朝是个很奇怪的朝代：一方面士大夫的地位没有以前如唐宋时尊崇，比如皇帝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当众惩罚士大夫让其颜面扫地； 另一方面，由于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么勤政，除了洪武、永乐、景泰及崇祯皇帝外，大多怠政，从而创造了一百多年未见大臣的奇迹，皇帝们对祖宗打下来的这一份江山、对自己帝国的治理只能依靠文官集团（因为武将的绝对拥有军权往往是一个朝代的终结）。因此，到后来朱家皇帝不得不让文官来帮助管理天下大事。 万历一代的文官集团俨然是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说到，文官集团具有两面性：阳是帝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