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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全球化语境下的设计态度 特约记者 张建明 (青年建筑师)——简称 张 嘉宾 刘晓平 教授 ——简称 刘 张： 从现代建筑一开始，现代建筑理论发展的同时就伴随着批判，也有很多建筑师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继承和发展地域文化进行探索，早期的建筑师有阿尔瓦·阿尔托，他提出建筑的人情化，他的作品兼有理性和诗意，更主要的是他把芬兰的传统与地方特点延伸并转变为现代的需要，你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的意义在哪里？ 刘： 我们对现代主义缺陷的批判和匡正是必要的。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些后现代主义旗手——文丘里、詹克斯、摩尔，其实他们最后是走向了历史传统符号的再引用和变异，那么现在回头看，也是有点短命和肤浅的，其实也就从60年代持续到9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在欧美一种新现代主义/简约主义伴随着对新表皮和新空间的追求，形成了主流的浪潮。考察后现代主义，要从上世纪60年代当代的商业化加剧和大众文化全球传播来考察，其实建筑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建筑商业化、大众化的一种反映。比如对奇景的追求（如拉斯维加斯、迪斯尼乐园），对历史的怀旧，对符号的引用借用等等，都是一些缺乏深度的大众流行文化的表现。 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浪潮里面，阿尔瓦·阿尔托——用建筑思想家肯尼斯·弗兰普顿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批判地域主义者，他恰恰是现代主义大师里面善于对地域和场所表达，对主流现代主义有所修正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建筑作品里面有现代精神，体形也很简洁、干练。但他对场地的结合、场所的营造也具有一种人文性，在室内室外都用了大量的地方材料，所以说他的价值——恰恰可以说他是一个批判的地域主义者。真正总结出 “批判地域主义”概念是在90年代，而阿尔瓦·阿尔托在20年代就是已经有超前意识，其实除了那个形式主义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之外，他在丹麦的伍重做了很多的具有批判地域主义色彩的作品。 张： 另外一些建筑师，比如安藤忠雄，他可以说是日本地域意识最强的建筑师之一，他的设计通常是设置在密集的城市肌理中的小型庭院式住宅，并且也混凝土为主要建筑材料，强调光线的极端重要性，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马里奥·博塔他始终关注着他所谓的“建筑场所”，另一方面，他的信念是：历史城市的失落可以通过“微型城市”来补偿。随着全球文明与地域文化的冲突日益尖锐，人们在创作中更多地追求本土化和地域性，你觉得这两位建筑师能给我们一定的引导和启发吗？ 刘： 后现代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是符号学和语义学，然后把建筑的形式语言做成一个系统，再用它来表意，被人解读。安藤和博塔他们不是后现代主义，他们都被称为批判的地域主义者，特别是安藤被称为批判地域主义的代表之一，他以抽象集合和表达现场个性制胜，不是地域主义的。博塔是介于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的地域主义之间，批判地域主义创作的理论基础是类型学和场所理论，场所理论的基础就是现象学。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另一个在现代主义浪潮里面非常具有独特价值的大师路易斯·康。安藤说过，他只看路易斯·康和柯布西耶作品书。博塔的几何平面和砖墙立面，也强烈地受到了路易斯·康的影响，路易斯·康的作品就是一种简化的古典平面形和一个现代的空间秩序的结合，有一定的古典性和秩序感，但是它又是设计师对场地进行营造的一种方法和意识，同时他也对混凝土、砖等建筑材料进行了扩展性的、创新性的一些运用，为安藤和博塔留下了很多的榜样和参考。安藤和博塔的成功对我们不无启发，就是要超越简单的历史符号的继承和转换，应以“发现现场”为契机，以更抽象和还原的形式进行个性化创新表现。面对全球化，安藤说过，“全球化使世界变小，而个性又使世界变大”，面对继承问题，他说要回到历史的原点，在“零度的建筑学”状态设计。 张：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建筑市场也空前浩大，很多国外建筑大师纷纷涌入中国，来实现他们的建筑理论，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建筑作品在文化认同上往往褒贬参半，这个且又历史去评判，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中国的作品时下却获得相当好评，我想这不能说因为他是华人。从北京香山饭店到苏州博物馆新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无不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用他自己的设计概念来讲即是“中而新”，也即是一看就知道是现代的，一看就知道中国的。他力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个现代化的建筑物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你是如何理解他在这方面的探索？ 刘： 外国建筑师到中国来做设计，是全球化的必然。我们应当平心持正地对待，全球化时代我们对新技术和新材料已不再陌生，对建筑理论也很熟悉，与境外建筑师的设计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中外建筑师的差异更多是思维角度和表现的差别。我们更应该以“和而不同”的态度，与国际同行开展真正的合作、对话与交流。他们作品的优劣是客观可以评价的，但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国的设计市场环境，无论国资还是民企，在高端项目上都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