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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比较 　　摘要：国内外学者大多忽略内资而单独研究外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公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异质性角度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经典的Morans I指数、局域LISA集群示意图进行了全局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②内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因可能的回弹效应而对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带来正向影响；③与外资相比，同等幅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多，而等量劳动投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少；④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均为最大，而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则相对较小。从“两害取其轻”这一相对意义上来看：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才是2002―2014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更大推手。由此认为：首先，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应当以“联防联控”的治理思维来抑制碳排放增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思维；其次，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回弹效应；最后，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态度来对待内外资企业，避免“一刀切” 关键词 ：外资；内资；碳排放；空间计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2-0070-07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中国已连续23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地区。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号称“万金油”的外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的资金缺口，而且通过技术溢出等方式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面对时下较为热门的低碳经济这一话题时，外资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众矢之的”。自Grossman等[1]开创性地提出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分解效应模型以来，国内外大多数研究不约而同地把外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由于研究角度、研究对象、指标选择以及计量检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外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诸多争论。其一，以Cole等[2]、Baek等[3]、Pao等[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外资恶化东道国的环境。其二，以Letchumanan等[5]、Eskeland等[6]、Liang[7]、Kirkulak等[8]、Atici[9]为代表的认为外资改善了东道国的环境。其三，也有一部分研究认为外资对环境存在双向作用，两者的大小决定外资环境总效应的方向。例如，Hassaballa[10]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了外资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外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争议性的观点仍需进一步探讨。与此同时，国内很多学者纷纷借鉴国外文献的研究方法，利用中国数据研究了外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例如，聂飞和刘海云[11]通过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并利用中国2003―2011年城市层面数据，发现外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当地环境污染；姚奕和倪勤[12]、许和连和邓玉萍[13]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发现外资有利于改善中国的环境污染 然而，这些研究都是抛开内资而仅仅研究外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即从绝对意义上来分析外资的环境效应。众所周知，内资才是中国主要的资本来源，并与外资共同影响着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因此，认为从相对意义上来分析外资的环境效应可以得到更加客观的研究结论。令人遗憾的是，仅有极少数文献从相对意义上实证分析了外资与内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且存在诸多缺陷。例如，沙文兵等[14]以外资、内资这两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来实证检验两者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差异，王奇等[15]则仅仅将Grossman等[1]的分解效应模型中的规模效应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来比较分析内外资的环境效应。显然，这两篇文献都分析得不够全面。张成[16]、曹翔和余升国[17]则进一步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按内外资企业进行分解，?亩?较为全面地比较分析了内外资的环境效应。然而，这些文献都忽略了空间效应而可能带来估计偏误，并且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诸多空间经济学家的证明。例如，Rupasingha[18]等运用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美国人均收入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空间效应的引入大大提升了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度；Mirshojaeian等[19]也证实了国家之间的环境污染确实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外资与环境污染的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之处：一方面，大多忽视了内资对环境的作用而不利于客观评价外资的环境效应；另一方面，比较分析内外资环境效应的已有文献因忽略了空间效应而可能带来估计偏误。为此，本文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