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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与讽喻诗创作 　　摘要:本文从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出发,指出白居易创作的讽喻诗不仅是为了实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也与白居易对当时音乐的反思有关。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不仅是他创作讽喻诗的动机之一,对讽喻诗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 诗乐合一;音乐思想;讽喻诗 　　 　　以往人们在研究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时,大多联系时代背景,认为其所提倡的诗歌理论适应时代的要求,开拓了诗坛新局面,实为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由于后世对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诗歌理论多有著述,无意间夸大了白诗的社会功能,人们在研究时只局限于诗中的讽喻内容,看不到其诗的审美性,使得某些人认为白居易过于注重诗歌社会功能,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意境或格律的营造,斥之为功利文学。事实上,想要全面公正地评价白居易的作品,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社会性与审美性相结合,而白诗的审美性之一就是“诗乐合一”。 　　一、白居易讽喻诗的“诗乐合一”性 　　过去人们一直对新乐府能否入乐持否定态度,如清初冯班《钝吟杂录#8226;论乐府与钱颐仲》云“乐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杜甫、元、白新乐府是也”。任半塘《唐声诗》中说“唐之新题乐府,已不歌唱,通体离乐,名实全乖”①,他们这样认为或许是根据郭茂倩的《新乐府辞序》:“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②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实并不能得出新乐府不入乐的结论,事实上“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为我们道出了这一事实,即白居易乐府诗的本质是歌诗的一种准备状态,是随时可以拿来入乐歌唱的歌词,其目的就是想让朝廷“选词以配乐”,如《读张籍古乐府》“恐君百岁后,灭没无人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淹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③《新乐府#8226;城盐州》“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④既然白居易希望他的诗作能入朝廷乐府演唱,又怎能忽略最基本的入乐要求呢? 　　事实上,“诗乐合一”的思想一直支配着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人们在研究《与元九书》时,只重点考察有关讽喻诗的理论,却忽略了其中隐含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文章的开篇,白居易就介绍他与元稹的通信:“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述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⑤接着就说明他作此篇的目的是“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其后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又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需要注意的是,“歌诗”这一概念共出现了三次。在白居易的其他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歌诗”,如《策林》六十九“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⑥《采诗官》“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⑦ 　　“歌诗”一词并不是白居易首创,它同样出现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如柳宗元《乐府杂曲#8226;鼓吹铙歌#8226;东蛮》“歌诗铙鼓间,以壮我元戎”⑧严维《姚?役奉简鲍参军》:“歌诗盛赋文星动,萧管新亭晦日游。”;⑨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唐代诗歌”一章中说:“唐代燕乐,都是可歌可舞,所以这时代诗人的作品通叫做‘歌诗’,如《李太白歌诗》《李长吉歌诗》之类”。⑩而任半塘则认为“歌诗仅用肉声,不包含乐器之声”。⑾从中可以看出,不管范畴是什么,“歌诗”一词总是与音乐有关。可见,白居易屡次使用“歌诗”这一概念并不是单纯地与“诗歌”等同,而是具有明确的使诗合乐的目的在里面。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是这样描述诗歌的性质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意。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⑿指出诗除了情、言、义等要素外,“声”的作用也不可忽略,因为“声”具有打动人心,传播诗义的巨大力量,诗的价值的实现,全在于有声:王灼在《碧鸡漫志》:“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宋朝郑樵《通志#8226;乐略第一》:“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⒀皆为强调“声”对诗的制约作用。在《与元九书》中,从“歌诗”并称,到“诗”与“歌”相对:“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或用“歌”代替“诗”:“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I之歌,则知夏政荒矣”。可见白居易追求的不仅是诗能够入乐,还要将诗与乐达到互融的效果。 　　其次,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到自己的作品被广泛传唱:“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颂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