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docVIP

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机制的角度，对中外（特别是中西）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对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初步的解释。　　 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渐变与突变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渐变与突变。在总体上，欧美国家（除法国以外）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渐进的，几乎不存在明显的“飞跃”。而在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渐变是先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突变则是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演进的主要特点。　　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的。尽管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全部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近代的大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废弃，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并得到发扬光大。例如，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自治权、大学内部在学术上自由平等的风气，等。简言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的过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应当被认为是中世纪大学或者说是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逻辑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只是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量变过程）。　　另一方面，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前后相继的联系，同样反映出变化的渐进性。从德、英、美等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高等专门教育，任何一种较为重要或者涉及面较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常都不是突如其来、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和完成的，而是往往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摸索、试验。柏林大学的创建过程经常被教育史家们简化了，以至于人们往往把它看作是洪堡德一人精心设计的结果。事实上，洪堡德为柏林大学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并不完全是他的创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在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以及德国的其它一些大学已经试行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洪堡德的贡献在于，把这些制度综合起来，并明确地作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制度，由此创建了柏林大学这所新型的大学。这也就是说，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历史的延续性，柏林大学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的。在英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近代发展历程中，这种发展和变化的渐进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说大学教育的职能的改变和教育内容的更新（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在大学课程中地位的提高）是英国乃至整个欧美国家大学教育近代发展的重心，那么，这个过程在英国延续了长达400多年。以课程革新为例，早在16、17世纪，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即已开始设立数学、物理学等讲座，并设置了这些学科的教授席位，但这些古典大学课程的近代革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告一段落。　　欧美国家大学教育近代发展历程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渐进性，在这些国家高等专门教育或专科教育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欧美国家高等专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大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高等专门学校因而无需一切从头做起，从而可以避免探索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大起大落。第二，与大学不同，高等专门教育主要是为适应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某一方面或若干方面的需求而产生的，社会的需求直接决定了高等专门教育的学科和课程结构，由于这个基本的原因，高等专门教育总是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结构及其变化，保持着密切的相关，不易出现剧烈的改变。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以中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采取了突变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之所以比先发展国家更为迅速地达到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突变的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后发展国家的突变模式，主要包括两重含义。第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并不是这些国家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先后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并不是本土文化和教育演进的产物。在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的传统形态与近代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易言之，在中国等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明显的断层：高等教育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不仅阻挡了古代高等教育向近代的延伸，而且也限制着近代高等教育向古代接受传统的遗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