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论文.docVIP

　　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论文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就是说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自此之后，我国财政学界就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效率型的经济增长展开了大讨论，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和措施。但是，这些讨论大都属于对策性研究，所提出的财政对策最终是否会奏效并不清楚，也就是说.freel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但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 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众所周知，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盛行的是索洛（Soloer,1986,p.1002-1037)在开创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anandHelpman,1991）建立的以技术进步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面临着这样一种决策，即在研究与开发（R D）领域投资多少；而研究与开发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研究与开发投资决策取决于研究与开发的效益和成本。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效益是产生新产品，企业卖掉这种新产品取得利润（该模型假定对新产品的生产拥有产权）。因此，该模型隐含着一大堆有关市场条件和知识产权的假设，最终是为了说明企业具有稳定的需求条件。研究与开发的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假定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成本越低。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企业过去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因此，每个企业都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受益，这就是说研究与开发具有完全的外溢效应。换言之，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了，而这种公共知识存量可以被其他所有企业利用。这种外溢效应或者说技术外部性的存在说明政府政策要发挥作用。 上述考察的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andRobson,1993,p.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andHoer，1986）模型，同社会最适状态相比，在竞争性经济中，在任何时点的消费量太高，而研究数量太低。因此，引导私人资源从消费转移到投资的财政政策都会使福利提高。此外，消费增长率在社会最适状态下总的来看也将提高，因为，“在较低的初始消费水平情况下提高初始投资率，最终会导致消费水平提高”（Romer，1986，p.1027）。为了达到社会最适状态，政府必须选择能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产量等于社会边际产量的税种（如一次总付税）和投资补贴。 （三）生产性公共资本 过去，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政府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特别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阿罗和库兹（Arroer，1990,p.71-102）建立的模型包含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可以用来消费或投资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的生产部门。上述的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建立的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依据罗默模型证实，由于研究与开发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因为企业在其决策过程中没有考虑外溢效应的存在，所以其研究与开发水平太低），政府就必须通过补贴研究与开发活动来提高增长率。 综上所述，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概括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第三，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