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维权在法治边缘徘徊——以山东省济南市党西村为例论文.docVIP

　　农民维权在法治边缘徘徊——以山东省济南市党西村为例论文 ..毕业 内容提要：一个社会良性健康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高到执政党执政兴国的战略高度。市场经济的建立，构筑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格局。维护自身权益已经成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共同的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法治作为基本保障。可以说，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政府、民间广泛共识。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各个利益主体其权益消长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局面。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在利益格局的变迁中总是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本文以山东济南市党西村失地农民维权为个案..毕业，以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为切入点，剖析失地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与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原村委会、投资商以及村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多方博弈，提示农民维权在法治边缘徘徊的现实境况。 关键词：失地农民、农民维权、法治环境、村民自治、山东济南党西村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党西村位于济南市西南郊约十公里的大丘山下。全村3200多口人，是一个回族聚居区。104国道、党扬公路等多条公路途经该村，为党家庄镇镇政府所在地。党西村曾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兼种蔬菜等经济作物。20年前，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户时人均耕地1.5亩。20年后，人均耕地仅3分。20年来，以开发建设为名的各种征地，使全村耕地面积由近5000多亩下降到不到1000亩，该村完全失去耕地的农民已达136户。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仅仅得到每亩800斤玉米价格的青苗补偿费外，再无分文。前些年，济南市中区提出了南部发展战略，党西村处在重点开发的范围之内。一轮一轮的土地被征之后，特别是投资达五百多万元的村轧钢厂、村电话机厂相继因经营状况不佳，破产倒闭。加上以原村支书金延喜为首村支部和村委会，买高档小车、办武术比赛等名义无节制花钱，致使这个曾经以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发展前景看好的村负债高达1500万余元。党西村失地村民遂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 从1992年开始，以现任村委会主任张廷夫为首的农民维权代表就开始用上访等方式维权。近十来，农民维权代表到区、市、省、中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上访达500余次，行程上两万公里。 2003年3月30日，召开1600多村民参加的选举大会，张廷夫以1514票成功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新一届村委会上任后，把清理村财务、村集体土地发包等作为工作重点，展开了几次合法且有理有节的维权行动。民选村委会在与村支部、乡镇党委政府、开发商、区委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展开的博奕中，虽以法律为武器，坚持合法维权，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村委会在维护村民合法权益，当面对一个科层化的体制时，力量依然是弱小的。农民维权依然在法治边缘徘徊。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维权近年来成为朝野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上访、“打官司”，行政复议、申诉、司法求助等农民维权的方式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比如，一般意义的上访，仅仅是公民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找一个比侵害者更高级别的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作为倾述对象，以期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侵害者得到惩罚。而在相当一部分农民维权代表眼里，上访成为取得争取多数村民信任树立威信的一种手段，从而增强抗争的合法性，把期望上访解决实际问题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变化本身即标志着农民维权活动中农民主体性正在被唤醒。 于建嵘博士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一文对农民维权活动作出了综合性的评述：“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的‘依法抗争’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是具有解释力的……而事实上，现今中国农村特别是社会冲突较为激烈的中部地区，农民抗争的方式和内容的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依法抗争’所界定的框架……我将这些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的农民维权活动称之为农民的‘以法抗争’。虽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有重大区别……在‘以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农民主体意识的增强，也为农民维权增加了更多的途径和内容。其中，村民自治成为农民维权代表主要的选择路径。其内容包括竞争性选举村委会主任，组建民选村委会班子，村民维权直接参与村级治理，代表村民与乡镇政府或乡镇以上政府沟通对话等。 村民自治制度的从草根性的试验试行到正式立法推广伴随了农村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但是，从农民维权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村民自治在推进良性治理方面提供某种制度性保障，不如说村民自治着力打破了传统村级威权治理模式，它在村级治理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甚至比它取得的成效更有价值。 “白天告诉村民”，这是一张党西村村主任张廷夫准备通告村民的文告。 2004年10月12日晚间，正是村里停电的时候，一位不明身份的人，悄悄地把两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