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的用途与滥用.docVIP

谍报的用途与滥用 　　虚构的语言及其背后的霸权逻辑具有生产能力,可以将虚构性的言说转变成事实。借用齐泽克的术语,笔者更愿意将这一逆转理解为“实在界”(或者说冷战初年渐渐浮现的残酷逻辑、死亡威胁)对这个幻想故事的入侵。 　　 　　哈瓦那特派员 　　[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吴幸宜译,译林出版社,2008 　　 　　间谍故事中的编码/解码 　　摄制于1959年并于次年献映的《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导演卡罗尔?里德)或许是一部令人备感惊异的电影:在冷战愈益白热化的年代,影片直接挑战了作为亚类型的间谍电影的叙事惯例,在某种程度上消解这一冷战类型背后作为支撑的关于“真实”的基本逻辑。这部特异的英国电影改编自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同名小说,由作家本人亲自捉刀。小说中译本的台湾译者选取了《哈瓦那特派员》这一译名,然而笔者认为此译名恰恰抹除了原题名所试图询唤的主体位置,因为它直接略去了物主形容词――“our”(“我们的”)。具体到这一文本,“我们”无疑指称着大英帝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机构及其属民。也许更为准确的译名是“哈瓦那的自己人”,即“我方”安插在古巴的国际间谍。物主形容词明晰地带出了作为冷战类型的间谍片之中敌我划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然而,观看这部所谓间谍片或阅读同名小说之后,观者却必须思考主人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算得上“自己人”:虽说他并没有叛国投敌,但他的行动却深刻质疑了个人对国家效忠这一民族认同的基础范畴;况且,他也算不上什么称职的间谍,因为他根本无法履行间谍为机构提供情报的最基本的任务。 　　我们不妨从谍报、情报与信息这一话题切入到电影文本分析。倘若暂时疏离于冷战―后冷战的历史情景,并进行一番普泛的分析,也许这种说法是没有疑义的:情报(intelligence)即是某种类型的知识(intellect)。近乎于某种知识生产的过程,谍报传递势必包含如下三个阶段:从敌方获取知识,通过秘密途径传递,最后由接受者/机构解码信息、将知识有序化。这种编码方式可能非常复杂,但也常常是结构一个间谍故事的最为精彩的地方,譬如博尔赫斯的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进一步,我们可能会觉察到,间谍影片大抵瞩目于深入虎穴的外勤人员。坐在总部办公室里绘制图表、誊抄数据的谍报人员肯定是大量的,但他们的故事不太可能构成情节剧。间谍片中作为行动主体的间谍,往往担负着第一、第二阶段的使命,即“谍报”二字的字表含义――潜伏敌方、截获敌情、报于上官。 　　在这样的机构之中,其知识政治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外勤人员只提供诸种信息,而居于高端机构则负责阐释这些信息,并将知识拼贴在一起,构成“历史的全景”,或者是在他们判断中意味深长的“真实”。倘若穿凿附会地挪用精神分析学说,我们可以说外勤间谍很像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精神病人:他们喋喋不休地生产话语,不断向机构发出经过了编码的各种解释与叙述;而同时,位于高端的机构(当然在电影中这一机构常常被人格化)正像是精神病分析师或精神病医生――他检视病人的种种陈述,并不断裁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进而判断信息提供者的忠诚与信仰。 　　因此,在某种电影文化的特殊时刻,外勤间谍究竟与谁顺畅地编码―解码,则能够编织出不同的叙事伦理。在50到70年代的中国主流电影文化中,“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潜伏人员亮出真实身份的时刻,固然可以为观众带来酣畅淋漓的观影快感,而笔者认为在影片叙事机理中,我方潜伏人员与作为机构化身的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知识政治关系也是别有意味的。例如在影片《英雄虎胆》中,化装潜入敌后的侦察队长曾泰,每每在紧要关头发出机密信息的同时,为他的领导上级能否接收到这个信息而深感担忧;然而在每一个叙事组合段,我们终将看到情报被准确接收,机构与外勤之间始终保持顺畅解码的状态。这一编码―解码的过程,十分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来去游戏”。 　　那么,同样的逻辑,倘若设想一个外勤间谍无法与他的机构负责人流畅解码,而他却能够与敌手或与其机构并置的其他谍报机关频繁操练着“来去游戏”(不妨举例《东风雨》:柳云龙所饰演男主人公与其上级特派员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而同时他却能够与中统负责人在浴池中“赤诚相见”),那么这样的电影文本当然会生产出不同的逻辑与叙事伦理。归属于后者的影片,其最终落点很可能是人道主义的,而前者可能更容易被纳入民族国家叙事当中。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像007系列中的间谍早已突破了上述系统,因为詹姆斯?邦德作为整个西方世界的超级英雄,同时担负着编码者和解码者的角色。 　　比照上文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假如有一部电影主要讨论了谍报系统的知识政治,那么它应当是在尝试处理某种机构内部的问题。《哈瓦那特派员》便是这样一部着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