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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及实践中的误区探微 　　摘要: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是,文化遗产流失还是比较严重,西方文化对我们本土文化的蚕食也愈加明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申报工作以及保护实践过程中,还有一些的偏差。本文以花儿和花儿会为例,从花儿的原生性问题、“传承人”概念的内涵、花儿的研究方法问题、发展经济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四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实践;误区;花儿;花儿会 　　 　　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确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今年即2010年6月12日已经是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从近年来总体情况来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一方面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截至目前,国务院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并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了闽南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梅州)、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我国已有22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3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成为世界上入选代表作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一大批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潮流中,成千上万的专业学者见仁见智,著书立说,在各种专业学刊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建言献策。这对于保护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来说无疑是喜人的景象。 　　但是,尽管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再大,从当下看,我们仍然目睹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的严重现状,身临其境的感受着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蚕食,也亲历着好莱坞、NBA……这些被冠以“全球化”的西方文化的具体形式被中国社会广泛接纳,并成为了或成为着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甚至成为当代青年的基本文化模式。由于兴趣所致,经常也钻研一些比较专业的期刊上研究花儿的论文,拜读之后,每每发现一些观念性问题的看法实在是难能苟同,通过这些年的学习探索,笔者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具体操作中仍有很多误区。撰此拙文求教于万家。 　　一、原生性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现在有国家、省、市、县四级。由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申报到任何一个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从而被确定为某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地方的行政领导和文化部门的领导来说,既是对当地文化遗产的贡献,同时又都是值得炫耀的政绩,然而在急功近利主导思想的驱使下,就会使申报工作出现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巫允明十分痛心的说过:“很多民俗歌舞在‘申遗时,乡镇先改造,然后县里改造,到了省里还要再改造,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了。”花儿的申报过程笔者不是太了解,但是从一些花儿歌手公开出版的花儿演唱专辑中我们能明显的发现另一种不好的现象。我听过的一些不光在花儿流传地出名的而且在音乐学界也小有名气的花儿歌手的演唱光盘,如马骏、苏平、马玉芝、何清祥、马二洒、董明巧、汪莲莲、童守荣等,说实话,每一个人的演唱的都很好,我们都是爱不释手。但是总有一些东西让人感觉到不是滋味。比如他们演唱时的表演风格,有的拿着麦克风举手投足的一招一式都是西方现代歌剧或流行歌曲的范式,甚至有些戴着现代化多媒体的耳机做着指挥的手势。大多数演唱者的伴奏音乐是用电声设备合成出的伴奏。穿的服饰是千篇一律的“汉族民间舞蹈表演服”。这些被流传和将要被保存的东西和我们花儿会上原汁原味的花儿不太一致,换句话说除了旋律对味和演唱者的水平高之外,其余的我们可以说花儿好像不是这么唱的,花儿会会场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在保存自己的传统音乐还是在破坏它们?多媒体的制作方式是成就了花儿歌手的成名梦还是破坏了这些优秀歌手的原生性?是宣传了花儿还是破坏了花儿? 　　不言而喻,一种文化和一门艺术之所以能够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礼而传承至今,正是由于其有着无法替代的独特魅力。如果忽视它的文化传承而随意改造,必然会使这些文化和艺术失去自身的历史价值。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难免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如果把文化遗产当作土地或矿产一样开发,其结果只会是热闹一时,贻害无穷,不仅获得的经济成果十分有限,而且还会对文化遗产本身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二、“传承人” 概念的内涵 　　传承人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沿袭的个人或群体(团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在非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