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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学习心得体会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号召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带头探索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思维是人所独具而人以外的其他事物所不具有的根本特征之一。人源于动物，但人又超越动物，超越的主要表现即人具有思维能力而动物所没有。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意思是说：劳动创造了人，而自从人通过劳动把自己提升为人，并与动物有了初步分化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实践活动，而实践得以顺利进行，其前提和必备条件正是人具有思维能力，黑格尔之所以把人规定为“理性人”，其源也盖出于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多半都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然后才是思想家、理论家的，因而他们往往注重解决的是革命和建设中的、急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未能重视或忽略了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思维方式。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有着清醒的意识。1896年7月14日，恩格斯致信梅林：“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是说尽管有一定理由，但毕竟重视了思维对象、思维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思维方式、方法的研究。这就给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来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应深入进行思维方式、思维能力的研究。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认知、理解、把握、评价事物时思维运行相对稳定的格式、模式。大致由致思趋向、运思途径、思维元素、思维构架组成，不同的致思趋向或不同的运思途径、思维元素、思维构架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不同，而马克思又与托尔斯泰的思维方式有别。大体上说来马克思是概念思维，而托尔斯泰则是形象思维。究其原因是马克思借助于概念进行理性思维，而托尔斯泰则是借助于形象进行具体性思维。虽说爱因斯坦同样是借助于概念进行理性思维，这一点与马克思有共同点，但他却常常运用数字、公式进行思维，这又和马克思主要是运用抽象概念进行思维形成明显差别。 中央《决定》中特别强调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具有深远而重大意义，这是由它们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运用它们即可探索、回答、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决定的。 　　“战略思维”原本是一个军事学概念，它是相对于“战役思维”、“战术思维”提出来的。后两者主要是针对着在某一次具体的战役、战斗中所运用的带有局部性、具体性的思维方式。而前者强调的则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整个战役的方方面面、整个战役的全过程。很明显，这种思维方式的致思趋向是谋划全局的利益、整体的利益，很自然地要求“战略思维”的运用者具有《决定》中所说的“世界眼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而不局囿于一城一地、一人一事的细节性问题。 　　“创新思维”是相对于“常规思维”提出来的。它的致思趋向是敢于、善于提出以往、“常人”所不敢想、没有想过的问题及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方案、谋略、答案来。“创新”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生不息、永葆青春、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没有了“创新”，这个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会停滞、就会衰落、甚至就会灭亡。而无论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实践创新，贯串、渗透其每一环节每一过程的无一不是“创新思维”。因此，运用创新思维、遵循“创新思维”的逻辑，正如“决定所说“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 如果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主要是由于致思趋向的不同而形成自己的特点的话，那么“辩证思维”则主要是由于运思途径的不同而与其他思维方式区别开来的。“辩证思维”，亦可称作“矛盾思维”，是相对于“知性思维”、“形而上学思维”提出来的。后两者在运思途径上的显著特点是严格遵循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即在同一个时、空点上不能给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或答案。比如，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不能先说这个事物是白的，同时又说这个事物是黑的，因而“黑白不分”、“是非不辨”。而“辩证思维”、“矛盾思维”却恰恰相反，它正是要求这种思维的运用者必须在同样的时空点上，在看到事物正面规定性的同时，要看到它所内含着的反面规定性，并能把事物正、反两方面的规定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辩证思维”或“ 矛盾思维”虽说古代已经萌芽，但真正成为一种成熟的思维方式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