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领域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论文.docVIP

　　反洗钱领域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从国际上打击洗钱活动的经验来看，反洗钱法律和机制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和国际反洗钱组织都将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作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重点措施之一（杨胜刚、何靖，2004）。一般说来，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机构予以特别注意的交易包括所有复杂的交易、不正常的交易或巨额的交易以及无明显经济目的或合法目的的定期小额交易。金融机构一旦怀疑上述交易可能构成非法活动或与非法活动有关，应立即向主管机关报告可疑交易。同时，还规定金融机构及其雇员、职员、董事、所有者或法律授权的其他代表，对可疑交易的报告，只要遵守规则善意进行.freelon（次品）”问题一样，当金融机构对资金运动拥有比反洗钱主管机关有更多的信息时，纵容洗钱的金融机构就可能驱逐积极反洗钱的金融机构，从而导致黑钱猖獗，使市场上黑钱的比例增加，而合法的资金比例下降。解决这种“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问题的办法，就是设法将信号传递给没有信息的反洗钱主管机关，或由主管机关诱使金融机构尽量多地披露相关信息（Spence,1972）。 然而，在国内，一些金融机构的保密条例阻碍了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在国际上，由于国家的主权性，一个政府想要拥有本国居民在外国投资的内部信息十分困难——一些国家金融机构的一些规定有效防止了一些账户的泄密、复制和转移等，妨碍了各国之间信息的有效交流。这样，这些国家成为那些希望保持其账户秘密性的客户的最好选择，成为一些不法行为收入的最佳去向(BSA,2000)。有迹象表明现在洗钱的中心正在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善，尤其是金融系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大额与可疑信息识别与披露机制，无法协调反洗钱各方的信息沟通。而与此相比，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建立了专门的机制如美国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澳大利亚的可疑交易报告分析中心(TRAD)等。 由此可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需要相关制度来解决让金融机构说真话的问题，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存在的理由就自然生成了。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主要是反洗钱主管机关针对信息不对称而采取的措施。其作用有三：一是增加了洗钱的成本和难度。金融机构实施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后，便负有法定的对特定交易保持高度警惕的义务，洗钱者则在利用金融机构洗钱时会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加以谨慎考虑。二是有利于主管部门获悉洗钱信息，收集证据，打击犯罪。一个典型、完整的洗钱过程可以分为放置、培植以及融合三个阶段（Molander,Mussington,andolanderet.al.1998）。因此，各国通常首先针对放置问题采取措施，以打破洗钱过程中最脆弱的环节。由于洗钱者在放置过程中经常将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主要的利用对象，因此，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有效的监测体系，切实做好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工作，以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打击洗钱活动。三是提供了各国互相配合的畅通渠道。由于各国国内法和司法管辖权的差异及洗钱的跨国运作的特点，各国沟通反洗钱十分困难（Tanzi,1996），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无疑为各国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另外，就金融机构自身而言，采取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制度还能有效地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利益。据报道，全世界每年约有59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清洗，金融机构不警惕洗钱，便可能成为洗钱者的实际合伙人。由于大多数国家规定没收洗钱犯罪的收益，因此金融机构可能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内部系统受到损害，甚至会受到行政或刑事上的处罚。另外，正如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金融稳定建立在大众信任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如果卷入洗钱必然会动摇公众信心，影响其声誉，破坏这种信任以及金融的稳定。 综上所述，无论从一国国内的金融稳定目标还是从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来看，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但是，为了获得每个参与者的真实信息及资金动向，金融机构势必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大量的成本。当搜集信息的成本过大，即搜集信息投放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利益时，金融机构则无利可图。而作为“理性经济人”，金融机构是否进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报告必然是“理性人”选择的结果，是在进行“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分析之后，遵守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在反洗钱主管机关对金融机构报告大额与可疑交易信息监管不力的国家或地区，金融机构往往采取不进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或至少不积极进行大额与可疑信息报告的对策（Masciandaro,D.2000，JayasuriyaD.2003）。因为从局部利益出发，个别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如超范围吸收存款、公款私存、将来路不明的资金转入储蓄账户或直接支付大额现金、随意放宽账户设立条件和金融交易审查标准、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