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社会（上）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docVIP

　　国家、市场与社会（上）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 关键词： 市场 国家 社会 权力 阶级 公共领域 [摘要]： 本文围绕权力这一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当代中国传播研究所面对的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遗産，并检视研究中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力图确立中国传播研究的世界历史和当代国内外社会权力关系坐标。本文认爲，分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传播与权力关系需要构建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除了全球视角和历史意识之外，这还涉及以下方面的突破：第一，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一些重要的分析范畴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化。第二，超越「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等习以爲常的简单二元逻辑，把国家与市场之间、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传播领域的複杂构建和动态链接关系作爲分析的重心。第三，克服有关「公共领域」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同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中汲取学术资源。第四，在价值层面，超越对「国家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负面批评，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不同赋权和社会压制本质及相关表现形式，并考量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在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文化传播需求方面的具体功效。 如果说社会文化发展形式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传播关系是传播研究的主旨，那么，社会权力关系就是传播研究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而要把握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梳理当代中国传播研究面对的双重理论遗产：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随著中国的对外开放，美国主流传播理论被引入中国。「传者」 、「受者」、「信息」、「渠道」、「反馈」这些概念使厌恶了「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可以说，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权力概念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论」（Do Murdoch）就呼吁传播学者致力于发展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要求它「不但能够将大众传播过程的诸多层面彼此相互关联起来，而且将它们和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核心层面关联起来」（1978：353）。 今天，传播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更为突出。从事传播研究意味着「就社会文化发展本身的形式与决定因素来立论」（D. Schiller, 1996）。因此，戈尔丁和默多克的呼吁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了。正如这两位学者所指出，这样的理论框架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Golding Murdock,1978: 353）。第二，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第三，彰显抗争。正如这两位学者所言：「收编和合法化的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相反地，沟壑与矛盾存在于预想与现实、承诺与兑现之间。在这些裂口和缝隙中，流动著批评的洪流和抗争运动」(1978：353)。 以上文所提及的「权力」和「社会」范畴以及戈尔丁和默多克有关构建整体性理论框架的三个出发点为切入点，本文旨在讨论中国传播研究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这包括国家、市场、自由民主，公共领域、阶级、意识形态等，从而加深对传播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与抗争场域的认识。同时，本文通过对中国传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力图确立中国传播研究的世界历史和当代国内外社会权力关系坐标。本文的目的是，在增进不同理论框架间的对话和学术多元化的同时，促进传播学者对传播理论与方法及其社会性和规范性的反思，并在此过程中深化对传播作为权力的核心矢量和重要社会抗争场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的认识，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播理论建设抛砖引玉。 国家、市场、社会体验和中国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在中国思想界十分激烈。[3]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宏大叙事」认为：大众启蒙和抵抗政治威权是首要的任务，市场是自由和解放的源泉，自由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选择。而中国的问题是，「真正」的市场逻辑被国家权力歪曲了――用学者朱学勤（1998）的话，就是权力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部分由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的政治敏感性，这一「宏大叙事」在国内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演绎受到了限制。面对思想界的争论，传播学领域可谓「波澜不惊」。但是，如我在别处已阐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对海外中国传播研究影响深远，而且或明或暗影响著国内学者有关媒体的市场化、全球化与民主化的认识（Zhao, 1998；赵月枝，2005）。在今天，国内大学课堂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