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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建设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问题 　　［摘要］国家建设和社会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正是由于大规模国家建设的开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研究社会的稳定问题，必须从国家建设的视角着手。当前，导致我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国家建设的渗透性危机、国家建设的分配性危机、国家建设的合法性危机和国家建设的参与性危机造成的。因此，解决社会稳定问题，也必须从国家建设上寻找解决之道。 　　［关键词］国家建设； 社会稳定； 渗透性危机； 分配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 参与性危机；论文下载 　　我国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而发展的前提则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当前出现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民众抗争活动给社会的稳定带来潜在的威胁。大部分群体性事件是由于人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损害，人们正是出于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需要而发生的。根据于建嵘的研究，以维权为主要动机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此类事件约占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 80%以上，20%左右属于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1］97维权抗争属于非政治性抗争，它们的诉求目标一般不指向政治合法性，然而，这并不是说维权抗争对合法性基础的影响无足轻重。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大量的维权抗争同样会降低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动摇政治统治基础。以维权为主要动机的群体性事件，其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具体包括： 党政干部的腐败、干群矛盾冲突、由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各行业频繁发生的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由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引起的利益纠纷、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治安的恶化、地区发展差距、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它们是多年累积起来的矛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几十年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导致的，一句话，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副产品。 　　一、国家建设的渗透性危机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略介绍一下有关国家建设的概念和理论。国家建设是查尔斯蒂利等西方学者从西欧近代民族国家的演进过程中提炼出来的重要分析框架。简要地说，国家建设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与文化整合措施、活动及过程，其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合理化的、能对社会与全体民众进行有效动员与监控的政府或政权体系。 　　将集体抗议与民族国家建设联系起来的是蒂利的专利。他在 1976 年对法国农村的研究中发现了三种集体行动的形式： 竞争性、反应性、主动性。所谓 竞争性抗议，蒂利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种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所谓 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这样一类行动。在反应性抗议中，普通群众是在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了保卫自身的资源免遭国家税收或市场价格拿走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所谓 主动性抗议，是在 1920 世纪工业化完成不久后发展起来的。这里的主要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变成了工人，工人们举行罢工是为了寻求包括每日 8 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新的权利。我们这里重点关注的并不是蒂利对抗议的分类，而是他所探讨的国家建设为什么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增加。蒂利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国家建设者从农村直接抽取了大部分资源，加重了农民的税收和服兵役负担，大量集体抗议集中在税收和征兵上。第二，国家建设者通过扩大农村的行政机构来控制农村，农村社区受到政府行政机构的监督、惩罚、资助和雇佣，这个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集体行动。第三，国家插手对粮食的生产、消费和分配，以保证对城市、军队和政府的供应。［2］11 －13 　　蒂利分析的国家建设引起集体抗议，其实就是国家渗透性的结果，可以被称为国家建设的渗透性危机。所谓渗透性危机，意指国家实际上必须让所有人服从政府的法令，即使是在偏远的或文化迥异的地方。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权最初一般都是在都市实现统治，然后慢慢延伸到乡村，但这经常遇到抵抗，需要军事力量来对付。当前，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如亚洲的阿富汗、北非的索马里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等面临着国家的渗透性危机。这些国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称之为 软弱无能的国家或失败的国家，它们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诸如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泛滥的根源。［3］1 　　我国国家的渗透性危机并不是表现在渗透的结果上，而是出现在渗透的过程中。单一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结构的确立，意味着国家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约束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之下。国家权力渗透的结果绝不仅仅要求一般民众守法，而是政府本身也要严格依法行政。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本身在渗透过程中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不容许 法自上而犯之，这是现代法治的真谛。国家权力在渗透过程中不受法律约束、政府不依法行政，是我国国家渗透性危机的主要表现，权力滥用的结果必然导致公民权利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