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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托《希腊人》绪论 （汉译） 请读者权且把下列说法当作对事实的合理陈述接受下来，即历经数世纪教化而达到颇高文明程度的世界某地区曾逐渐浮现出一个民族，人口不甚多，也不甚强大，也非组织良好，但对人类生活的目的抱有全新看法，而且首次昭示了人类精神的目的所在。此陈述将被详细阐明，也希望在后文中获得证实。我们现在将以如下方式开始详细阐明该论点，即看看希腊人自身怎样以一种非常朴素和自然的方式感受他们与其所知的其他任何民族之间的差异。至少，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把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和“barbarians”。前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例如荷马，并未像古典希腊人那样使用barbarians这个词汇，这不是因为他比其后代更懂礼貌，而是因为这种差异当时尚未充分显现出来。 其实，这与礼貌无关。希腊语词汇“babaros”并非今日“野蛮人”之含义；并非厌恶和蔑视之词；并非指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之人。它仅指那些不讲希腊语而发出“吧吧”声音的人。如果你不讲希腊语，你就是一位babarian，无论你来自某个野蛮的色雷斯人部落，还是来自东方的某座奢华城市，或是来自埃及，后者，恰如希腊人所熟知的，在希腊出现之前的诸多世纪里一直是安定文明之邦。“Barbaros”未必就含有轻蔑之意。很多希腊人倾慕波斯人的道德规范和埃及人的智慧。希腊人所欠东方诸民族的债务 —— 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和艺术方面 —— 鲜有被淡忘者。然而，这些人仍属“barbaroi”，即“异邦人”，与色雷斯人、西徐亚人[斯基泰人]等归入同类（尽管并不与之混淆）。这只是因为他们不讲希腊语吗？非也！其实，不讲希腊语只是更深刻差异的外在标志：这种差异体现在，他们既不按希腊的方式生活，也不按希腊的方式思考。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在整体上似乎是不同的；而且一位希腊人，尽管他可能因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非常羡慕乃至嫉妒一位“异邦人”，但不会意识不到此种差异。 我们不妨顺便提及另一个也在自身和所有异族之间做出截然区分的民族（未算上我们自己），即希伯莱人。这两个民族均强烈意识到与周邻民族的差异，尽管彼此居住得并不遥远，却在很大程度上全然不知对方，而且相互间毫无影响，直至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的时期，希腊思想才对希伯莱思想发生显著的影响，如《传道书》所显示的那样。然而，正是这两种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成分的相互融合 —— 即希伯莱人的宗教虔诚与希腊人的理性和人性的融合 —— 将构筑成未来欧洲文化的基础。然而，Gentile [“非犹太人”]和Babaros 是迥异的概念：一个概念是纯属血统和宗教的，另一个概念只是偶然涉及血统但全无宗教内容。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希腊人做出如此区分呢？这种区分又有什么正当理由吗？ 尽管东方的古老文明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常常很灵验，他们的艺术有时也并不逊色于希腊，但他们在精神上是贫瘠的，这样说或许是个答案，一个真实而充分的答案。在众多世纪里，成百上千万的人们都有其生活经验 —— 而凭借这种生活经验，他们又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每代人的经验（除了某些完全实际的经验）都伴随他们的死亡而入土，连森林中的树叶都不如，这些树叶至少肥沃了土地。那些使一个民族的生活经验得到提炼、保存和扩充的东西是文学。在希腊人之前，希伯莱人创造了宗教诗和爱情诗，以及先知们的宗教诗和滔滔雄辩，但（除了小说以外的）所有其他的文学形式都是希腊人创造并加以完善的。“异邦人”的历史年表与修昔底德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孩童与一位成年人的差异，这位成年人不仅自己懂，还能使自己所懂的东西惠及他人。史诗、历史和戏剧；哲学的各个分支，从形而上学到理家术；数学和诸多自然科学 —— 所有这些均源于希腊人。 然而，如果我们询问一位古希腊人，他与异邦人的差异何在，我想，他不会把希腊精神的非凡成就置于首位，即使他清楚，他对绝大部分事情的处理更为明智。（例如，德摩斯蒂尼，在抨击其公民同胞对马其顿腓力的软弱政策时，曾这样说：“你们比一位想打拳击的异邦人强不了多少。击打他的一个部位，他的手就会挡住那个部位，击打另一部位，他的手也随之移到那里。”）他也不会首先想到那些让我们如此有理由羡慕的神庙、雕像和戏剧。他会说，而且事实上确已说过：“异邦人是奴隶；我们希腊人是自由人。” 那么，他所谓的希腊人的“自由”和异邦人的“奴役”是何所指呢？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的是，不要只从政治角度加以解释，尽管其中的政治涵义亦颇重要。从政治上讲，它[自由]的含义不必非得指人能够支配自身 —— 因为人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 而是指，无论他的国家是被怎样治理的，他的国家都尊重他的权利。国家的事务是公共事务，而非某位独裁者私人关注的事情。支配人行事的是法律，人所共知的尊奉正义的法律。如果他的国家实行完全的民主制，他就充当参政者 — 而希腊人所理解的民主是现代世界不理解也无法理解的政体；然而，即便不是民主政体，他至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