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以人名命名的县市名2.docVIP

我国以人名命名的县市名 贵州省道真自治县玉溪中学 韩忠彧 地名，是文明人类区别地域、地物的标识符号，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地理实体首要标志。自古以来，不少地名是以人名来命名的，有些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有些是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名字，如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就是以汉代大儒尹珍（字道真)的字命名的。山东有“孟良（北宋抗辽将领）崮”、东北有“张广才（一说为人名）岭”，河南西部有范蠡（春秋越国名臣）镇等等。 “以人名作地名”也是国际公认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弘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途径，是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举措。从美国总统华盛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到航海家麦哲伦、胡安·费尔南德斯，以至罗马神话中的火神乌尔卡诺，不胜枚举的人名被用作地名。我国的香港，曾被英国殖民统治近百年，可算世界上以人名命名街道最多的地方，涉及英国女王、内阁大臣、驻港军政首脑、富商和传教士等，包括历任28位香港总督中的26位，由现任女王得名的就有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城、维多利亚公园及维（多利亚公）园道。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被神化为“真龙天子”，连同其父、太子的姓名都在“避讳”之列，涉及其字形、读音的地名必须逐一更改：因犯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朱诚名讳，聊城、鄄城2县分别改为“聊邑县”、“鄄县”（今山东省境）；隋仁寿元年（617年），为避太子杨广之讳，广阿县更名“象城县”（今河北省境）；清宣统元年（1909年）即位的末代小皇帝溥仪，也不忘将河南兰仪县改作“兰封县”。历代国君“率先垂范”并持之以恒，他人谁还敢心存“以人名作地名”之念！ 民国初立，“以人名作地名”的现象，在中华开国元勋、国民党总理孙文（号中山）病逝后肇兴――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县于1925年4月15日（一说4月16日），更名为中山县（今中山市）（纪念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1943年10月（一说1944年8月11日，1944年10月10日），为纪念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福建闽侯县更名为林森县；1944年8月，国民党抗日殉国最高将领张自忠的牺牲地、湖北宜城县改称“自忠县”。民国后期，从纪念死者扩展到颂扬生者，个人崇拜的氛围日盛：1932年，在其攻陷的鄂豫皖苏区腹地设置“立煌”、“经扶”2县，借以表彰卫立煌、刘峙（字经扶）的“剿共”之功；而为内战阵亡的张灵甫设置“灵甫县”，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命名“宗南县”，则随其军事失败而夭折。 1927至1949二十二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先后称作苏维埃区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处于敌强我弱、进退无常的战争环境，为加强革命宣传，扩大党和人民军队影响，纪念烈士修建的墓、碑、亭等难以久存。具有隆重、长久、简便、安全特点的“以人名作地名”，很快成为战争环境下纪念著名先烈的首选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以人名命名的县份共计58个，即：土地革命战争命名的（黄）公略、彭湃、（恽）代英、（张）太雷、（罗）登贤等15县；抗日战争命名的（周）建屏、（彭）雪枫、包森、赵（赵义京）陈（陈耀元）、（吴）芝圃等32县；解放战争命名的（王）麓水、叶挺、（董）振堂、（郭）企之、（萧）永智等11县。其中，有中共方面纪念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的（范）筑先县、（武）士敏县，纪念前北京政府爱国人士韩国钧（字紫石）的紫石县，纪念清代民间教育名人的武训县；也有一个县名纪念两位烈士的，如赵陈县；纪念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创建者吴芝圃的芝圃县，是中共党史中唯一以健在者名字命名的县份。 历经千辛万苦的胜利时刻，狂欢的人们不容易保持往日的理智，常常把好事做过了头：在苏联军队帮助解放的东北大城市中，冠以外国人名的“斯大林广场”、“高尔基路”等赫然入目；解放区一些地方，也出现滥用中共领袖名字作地名的现象。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徐竟的文章――《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如建阳上同镇，原有十一条小街，现在都改名为泽东、陈毅、若飞、博古、邓发、鼎丞、子恢、兆麟……等街。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应选择确有值得永久纪念价值的伟大建筑或伟大事物来命名，并要呈请边区政府批准。” ? 建国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12月发出《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其中，“凡经反动政府用国内外反动分子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包括县、市、镇、区、乡、街、巷、胡同等名称），……一律予以更改”；“纪念革命先烈，一般用碑、塔等方式，不更改地名。但已经更改，并经该地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这一规定后来得到的了完善和强化。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