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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蕾：家事审判中的特殊规则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缩影，也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家事审判中的人身属性、家庭属性、社会属性与民商事审判有诸多明显不同。据统计2015年全国法院审理家庭纠纷173万件，占民商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家庭纠纷案件逐年增多，家庭纠纷的案件类型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家事审判方式改革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1]从2010年，广东法院作为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试点就开始进行相关探索，逐步探索出一套“香洲家事审判模式”。[2]2015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将家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列为2016年重点工作计划。2016年5月11日在最高院召开的“部分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视频会议”正式启动了全国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等100个左右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自2016年6月1日起，开展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3]　　在最高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背景之下，家事审判理念的研究、家事审判中特殊规则研究就变得异常紧迫和重要起来。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家事审判改革亟需家事审判理论的支撑、域外最新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家事审判中特殊规则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家事审判中的强制调解规则、全面解决主义以及家事审判机构、审判人员的专门化发展方向二个方面，对家事审判中的特殊规则进行论述，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创新性的家事审判方式改革有所裨益。　　一、家事审判中的强制调解规则　　家事审判中的强制调解（mandatory mediation）是指当事人就家事纠纷起诉到法院，法院应当先按照调解方式解决，只有在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或者调解不成才进入立案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强制调解又称为“调解前置”，在实践中还被赋予多种表达方式，如“诉前强制调解”“义务调解”“拟制调解”等。[4]强制调解与先行调解虽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传递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强制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是法院依职权启动，而非依据当事人意愿而启动。家事审判的强制调解规则是一种具有一定强制性、前置性的程序设计。[5]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已经具有高度的国际一体化趋势，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家事纠纷强制调解的发展历程为我国家事审理中的强制调解程序设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样本。其中很多国家的法院作为“司法的多元化通道体系”（ multi-door systemof justice），承担起了对ADR的促进和制约功能，由此也导致了司法功能的扩大或转变。随着ADR的优势日益被实践证实，很多国家已经将调解设置为法定必经程序，即强制调解程序。{1}　　以美国为例。社会与法律的巨大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家庭纠纷的解决方式，[6]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法律问题导致离婚的合法化和成本的增加的同时，家庭法院受案量随之增加以及法院“被动”地增加了提供相关服务的范围或要求。{2}大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调解作为一种极具灵活性的程序（a flexible process），逐渐成为了美国家庭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石（cornerstone）。{3}一些州，例如缅因州（Maine State）从1994年就开始尝试允许法院不经当事人同意而命令调解，当事人如不遵守强制命令则要受到制裁。{4}同时一些州还赋予法院对特殊类型案件，如离婚、监护等家庭案件中实行强制调解。{5}　　德国《调解法》将调解界定为：“调解是秘密性（vertraulich）与框架性（strukturiert）的程序。”其中，框架性强调参与调解程序的所有人员应当遵守特定的流程与规则。{6}目前，德国家事纠纷等案件都纳入了强制调解流程与规则之中。根据《德国法院外争议解决促进法》的规定，在发明专利、著作权使用费、不正当竞争、机动车事故补偿、小额案件和邻里纠纷、家事纠纷等部分案件中引入法院外的强制诉前调解程序。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施行法》15a条的规定，对符合法定标准的所有案件都要实施强制调解。{7}并且《德国调解法》还修订了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78条第3款的规定，即起诉状应包括的内容有：起诉之前是否尝试进行过调解或者其他法院外非诉纠纷解决途径。律师是否向当事人阐释和解法官和其他非诉纠纷解决途径的运作机理和潜在的成功可能性等。{8}日本的家事调解颇具特色，并且对家事调解制度推崇备至。日本对家事纠纷实行调解前置和依职权交付调解制度，除了性质上明显不适合调解的甲类案件除外，其他家事案件原则上都要先经过调解程序。民事纠纷只要是与家庭有关的，即使争议的是财产关系，仍要求必须先经过调解程序。若没有经过调解程序，地方法院可以依职权将该诉讼交付家事法院进行调解。根据《家事审判法》第19条规定，对“家庭相关案件”的审理中的诉讼案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