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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中华诗词崭新时代(续) 　　五、困境考验歌者 我们今天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中华诗词同时面临时代的巨大考验与挑战。诗人的写作迷茫和心灵碰撞是现实存在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梳理中华诗词的时代考验与挑战十分必要。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诗词写作的当代背景以及如何应对这种考验与挑战，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华诗词 第一个考验与挑战，来自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体语言转变。尽管这个转变已经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正视它。考察这个转变的由来，得回溯到1840年。这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才过去20年，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北京。30多年后的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葬身黄海。中华民族感到的不仅仅是耻辱，而是亡国灭种的危险，愁云惨雾笼罩神州大地，民族的心头像铅一样沉重。有识之士慨然奋起，无不寻求民族救国图存的良方。修铁路、挖矿藏、织纱布、造枪炮、建军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欲速不达。当时的中国病入膏肓。这些应急措施，很难从根本上快速解决问题。面对几千年被封建思想奴役的民族，更是难以产生实质性强国作用。在实业救国、军事救国都不怎么奏效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希望通过换血来强健民族的精神和体魄。普遍认为是封建文化腐朽了国民的灵魂，致使国人精神萎靡不振，国家积贫积弱。这当然找到了问题的根本。因为文化是铸造灵魂的事业，只有国民精神的强大，才能保证民族的强大，国家的强大。于是，遂有康梁变法，文学改良。梁启超提出“小说救国”论，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时代是渐进的，他们向前走了一步。只是改良后的文学，仍然保留了文言文写作方式，诗词形式也没有发生变化 革命是那个风雨飘摇岁月的时代主题。先知先觉们发现文学改良不痛不痒，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不能反映新思想，容纳新内容，起不到唤醒民众、重铸民族灵魂的作用。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进行语言文字的革命，把白话文完全引入文学中来，彻底颠覆旧的文字体制。胡适写作了《尝试集》，以极端的方式，宣告自由体新诗的产生。所谓极端，就是消解诗质，把诗写得不像诗。那时，革命就是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是最重要的，诗歌好不好，人们并不太在乎。顺应时代潮流，胡适成功了，白话文成功了。自由体新诗取代旧体诗词，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从那以后，正统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就再也看不到旧体诗词的美丽身影了。自此，中华诗词被完全边缘化 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指责“五四”先贤把?说绝对了。说文言文一无是处，说“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内的事情”（柳亚子1944年《旧诗革命宣言》）。但是，如果看不到那个时代国家羸弱、列强瓜分的严酷现实，人民救国图强的迫切愿望，就不可能理解“五四”先贤的艰苦努力，就不可能理解“五四”精神。事实上，今天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仍然是在实现一百多年前，民族先贤的一个大梦。“五四”唤醒民族麻木，重铸民族灵魂，“五四”的价值是永存的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五四”至今白话文使用了差不多一百年。人们已经习惯了白话文，白话文生态也已形成。以文言文为基本特征的旧体诗词，如何适应今天的时代用语，这需要我们客观、理性地作出回应 第二个时代考验与挑战，来自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末叶。距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的半个多世纪过去，1978年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开创了中国建设的新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发展非同小可，基本结束了手提肩扛的农耕生活，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时代巨变。中国社会由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一跃跨进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社会。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人们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世界几乎一夜之间就变了，变得面目全非，甚至一时难以适应。过去的传统生产和手工劳作，今天大多已走进历史博物馆，完全褪去往日的风采，可怜兮兮地成为漫长时代的考古印记。今天，人们的吃、穿、住、行，不完全依赖身体操作和土地耕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经典农耕形象，也只能定格在历史画卷中了。城镇化的推进，使今天不少农民仍不明白，为何种田人越来越少，粮食反而越来越多？几千年中华诗词主要以农耕文明为题材内容和以农耕文明为依托的材料配方，似乎难以适应今天的新时代，更是不能自由地、很好地表达今天这个时代了。诗人常常感到困惑和焦虑，“这旧体诗词咋个写嘛”。对此，我们也要作出积极回应 第三个时代考验与挑战，来自信息交流由缓慢到快速的转变。中国的工业化社会还没有全面完成，信息时代又接踵而至。机械工业时代迅速转变为电子时代、数字时代，实现了科学技术的第三次革命，以至第四次革命。这一转变的结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