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丁家立中国第一所大学堂规划书.docVIP

重读丁家立中国第一所大学堂规划书 　　对于清末的传统教育，国人一方面不愿意提及那个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时代中的科举制度和科举考试，另一方面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借此来衡量中国近代教育、社会乃至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体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和悖论。清末西学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物出现，对近代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怎么认识和汲取它，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程。那么在传统教育视阈下的西学教育为何物，清末西学教育在强大的传统教育势力下又如何扎根于中国社会是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题目 丁家立的学堂规划书与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建立 从事教育史、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人对美国人丁家立并不陌生，其原名Charles Daniel Tenney，教育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在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大学，协助清末重臣袁世凯构建了直隶省的教育体系，其后又作为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士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风起云涌之中。他在华的功绩被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名列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百人榜”，以彰显其“在中国教育和外交现代化的主战场上处于风口浪尖”位置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恰恰是“中国近代从帝国向共和过渡时期的两大主要改革议程” 其实，丁家立最初来华的身份并不是教育使者，而是一名神职人员，1878年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W，1882年在欧柏林学院的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此前，欧柏林学院正式获得全美海外传教士委员会的承认，由美国公理会设立一个特别项目专门向中国山西地区派遣传教士。随后，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组成了小分队，到以山西太谷为中心的附近区域传教。在当年赫赫有名的Oberlin College Shanxi Band中，丁家立就是其中的先锋之一 丁家立第一次来华，落脚山西。“1882年，我怀着一生奉献上帝，传教异域的初衷启程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我们一起进入中国的腹地。这是一个长达十天的旅途，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山西中部，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传教点。”然而在中国传教绝非易事。中国下层百姓对宗教抱有现实功利的态度，上层统治者对宗教有驾驭驱使之欲望，且基督教是伴随着洋人的舰船大炮抵达中国的，即使是新教徒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推行扫盲和禁吸鸦片等社会责任，这一切也无法排解中国人对其自然产生的抵制情绪，且处于腹地的山西更是相对闭锁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持的态度相对保守，加之初出茅庐的传教青年对未来困难缺乏思考和准备，以致语言不通而导致传教只得依靠当地请翻译的局面也持续了很久。1886年，丁家立离开山西，远赴天津 当时的天津可谓清末北洋大臣的行政中心，李鸿章常年坐镇于此，天津以北方名港和工业重镇傲视群侪，“成为封疆之首”。丁家立到天津不久就建立了自己的学堂，讲授英文、中文、数学和初级科学。其间清末名臣李鸿章邀请他到署衙做其子孙的家庭教师。此事，“对我本人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处，我逐渐结识了大批当时权倾朝堂的官员，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利用这种关系，我得以在大清帝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与影响”。他眼中的李鸿章代表的并不是日趋没落的清廷，而是即将崛起的中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李鸿章离职天津，其坚定的幕僚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要丁家立停办自己的学堂，建立一个政府大学（Government University），作为国家的第一次尝试。丁家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一份缜密和系统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的规划书。在规划书中，准备建设的这所大学被称为Tientsin University，是一所兼具本科和预科的研习西学的大学。他始终认为，建立一个兼具本科和预科，讲习各种专业的完整统一的大学，才能使其施展抱负。他清楚地知晓，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办了学校，其中成功的典范在办学方针和课程设计方面都尽量贴近中国传统的儒学学府。然而他并不想如此，他延续着自己从前办西学的经验，抵制来自外界的各种质疑 依照这份规划书，丁家立、盛宣怀等人深入研商细情，完成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奏定的《头等学堂章程》和《二等学堂章程》， 并依此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美式大学”，这所学校是“中国新教育的发端和支柱”。依照《章程禀》中的说明“所有学堂事务， 任大责重， 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 方不致有名无实， 拟订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对于丁家立而言，这所学校的建立并不仅仅标志着其已经站在了中国教育的顶峰，更标志着其踏入了清末政治的纷争。“从那时起，我就正式进入中国官场，并成为改革派的一员。当时，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张改革的进步官员真诚地支持我，另一方面，守旧和保守阵营对我恨之入骨。” 丁家立在中国的西学教育实践 丁家立在最初规划中准备设立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法科）五个学门，正式开办时减为工程、矿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