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语言行动 ——维特根斯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docVIP

知识、语言和行动　　——维特根斯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一 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论）的宗旨是要证明或说明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就是“确定性的寻求”，但从十七世纪新科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已遭到怀疑论的反驳。休谟曾论证指出：感觉中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得到因果关系或自我同一性的知识，康德对此有深刻印象。由于他不赞同休谟的怀疑论，他便放弃经验来自感觉的假设，而论证道：某些概念（范畴）给经验提供必要的形式框架。正是由于某些概念的必要性使他能避免休谟的怀疑论。没有这些把感官得来的杂多加以统一组织的概念，经验便根本不会发生。康德用这个先验论证表明我们能够有外在世界的、自我同一性的和因果关系的知识。于是通过把概念和感觉结合起来，康德得以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问题。 康德虽然试图解决主体和对象的关系问题，但主观经验和客观知识之间仍然没有真正联结起来。当代哲学家仍然以先验论证方式讨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指出知识和实在必然以语言为基础。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仍然被主体性的阴影所笼罩，尽管维特根斯坦指出意义与理解和心理状态与过程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范畴区别。人文主义学者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巴韦斯（Barwise）、培利和Winograd 等都明显地研究意义与理解，而非研究心理状态与过程。但另一方面认知科学主流大多数专家却从事于心理状态和过程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主张目的性行动在科学知识之先，这个观点是对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主流哲学的挑战，实现这一挑战是把主张科学知识先于行动的传统认识论的优先次序倒转过来。如果说康德是最后一位“意识哲学”或“主体性哲学”的大师，那么维特根斯坦便是最先倡导行动哲学的伟大哲学家。 但维特根斯坦和康德也有共同点。他们各自使用先验论证达到自己的目的。康德证明经验（或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则要表明生活实践和语言交流如何可能。康德所反对的是贝克莱的唯心论和休谟的怀疑论；维特根斯坦则反对否认或怀疑外在世界实在性和科学知识正确性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哲学。 二 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以下简称OC）中反复谈论由摩尔（英国新实在论者）论文中引用的若干陈述和他自己的一些语句：有关知识、信念、怀疑和确定性的全部讨论都围绕着这些语句。维特根斯坦关于摩尔命题所谈的话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我知道”这表达式被摩尔误用了（OC6），他说的“我知道那是一只手……”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又认为“摩尔说我知道那是一棵棵是讲得通的”（OC387）。 “摩尔完全有权利说他知道这个那个”（OC520）， 在摩尔提及的情况中使用“我知道”也是正确的（OC622）。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这样明显地自相矛盾呢？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区别关于“知道”或“我知道”的三种不同用法：哲学的、对话的和由习惯与行动表现出来的知识。对于摩尔“我知道”的哲学用法他要回答：“你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反对任何这种形而上学地强调的用法（OC482）。 更因为摩尔旨在反驳怀疑论的那些语句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有的语句十分明显地不可能提出根据（例如，你怎么证明“这是一只手”呢？），摩尔断言他知道不过是“他相信他知道”（OC137）。 维特根斯坦偏好对话用法，“我知道这事情，我对别人说。这里就有理由，但我的信念却没有理由。”（OC175 ）所以他宁愿把这个表达式保留给正常的语言交流场合使用（OC260）， 这里“我知道”的意思常常是：我的陈述有合适的根据。这是“知道”和“相信”的区别。维特根斯坦批评摩尔，因为他并无根据就说“我知道这个那个”。但摩尔命题的特点在于不可能提出比这些命题更加确实的证据。“摩尔的错误在于用‘我的确知道那件事’来反驳这个断言‘你不能知道那个’”（OC521）。但人家却不必相信他。 另一类型的知识在生活中更重要。“我知道＝我确定地熟知这件事”（OC272）。当我们开始相信任何事情时， 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单独的命题，而是整个命题系统。“……并非我能够描述这些确信的系统。然而我的确信的确形成一个系统，一个结构。”（OC102 ）“这样我觉得我向来已经知道好些事情，然而这样说，这样讲出这个真理是没有什么意思的。”（OC466） “为什么我如此确信这是我的手呢？难道整个语言游戏不是以这种确定性为基础吗？……就是由于这个事实：如果你并不确定地辨认出对象，你就不是做这个游戏，或者把它做错了。”（OC466 ）一切语言游戏都是以语词“和对象”再次被辨认出来为基础（OC455）。 这是我的生活实践所必须依赖的知识，任何人都有很多这种无需陈述的、表现于平日行动习惯中的知识。 “我的生活就在于我乐意承认许多事情”（OC344）。 维特根斯坦举例说，“有个疯医生指着一张椅子说他‘是否知道那是什么？’他说这话可能地不是要检验我的眼睛，而是检验我辨认事物、晓得它们的名字和功用的能力。　这是涉及一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