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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的烦恼 □本刊记者 靳丽萍 郭玉洁／文 春节演出市场的种种怪现象，固然有不成熟的成分，但更多的问题还应在制度层面找寻 ----元月的北京，空气中流动着一种节日的雀跃气息。在北京各大剧场，人们已经可以拿到印有春节字样的节目单；东四十条立交桥东的平安大道上，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小楼门口早早张贴出了彩色的新春海报；而几大门户网站的首页，也闪闪烁烁地发布着演出市场的最新信息。 ----然而那些对高雅艺术抱有兴趣的人们失望地发现，2002年的春节演出市场仍然离不开“老三篇”。以北京为例，高雅艺术演出市场的节目大致有三个版本：其一，引进版，比如俄罗斯国家剧院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演出等；其二，国字版，包括中央歌剧院的《卡门》，中国电影乐团的《好莱坞奥斯卡经典电影金曲》等；其三，特别版，如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系列活动，以及北京歌舞团的新排剧目《情天恨海圆明园》等。除此之外，中山音乐堂、北京音乐厅的节目表虽然名目繁多，但几乎都是北京观众耳熟能详的老面孔。 ----集文化中心、高消费群体于一体的北京，其春节黄金时段对于演出界而言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一张如此乏善可陈的演出单。至于上海和广州，春节期间上演的好戏更是屈指可数。 ----“现在的演出市场，就像一杯啤酒，下面是酒，上面都是泡沫。”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士如是说。从“穴头”到“文化公司” ----演出节目的凋零与作为经纪人的演出公司的忙碌恰成对照。当人们开始抱怨昂贵的票价和不尽如人意的节目时，事实上已进入到演出市场的核心问题。就此追问下去，一路展开的是一幅混乱但又合乎逻辑的历史图景。 ----一个演出市场基本上由三种元素组成：剧院、剧团和演出公司。而一台演出大致由两种方式组织：剧团直接联系剧场演出；或者剧团经由演出公司组织、策划再到剧场演出。演出市场繁荣与否，与市场的管理体制息息相关。 ----在1993年以前，中国的文艺演出实行计划管制，并无市场可言。剧团按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指令排练演出，剧院按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指令提供场所，剧团和剧院的一切开支，均由国家财政买单。 ----没有演出市场，本不应有市场中介——演出公司的存在。故此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中演），以及各地名为演出公司的机构是一些有趣的特例。以中演为例，这家早在1957年就成立的演出公司，当时扮演的角色更像是文化外交大使。在新中国还未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时，其民间面孔更便于和外国沟通。 ----实际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演出活动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大多是演出行业内部的人士渐渐察觉到此中透露出的商机所在：在计划演出之外，演员和剧场有大量的空闲和空置时间；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人们对文化如饥似渴；而电视媒体，特别是电视晚会适时地制造出了“大众明星”。文化部出版的一本书这样概括：“这些精明的文化生意人看到此中有利可图，于是开始组织由著名演员领衔的流动演出团队，进行商业演出。‘穴头’就这样产生了。” ----同改革早期的所有先行者一样，“穴头”们触摸到了市场最初的脉搏，并开始了混乱而大胆的尝试。猝不及防的文化管理部门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承认“走穴”天生的活力，另一方面又难以将其纳入固有的管理体系——只有国有演出公司才有资格组织演出活动这一铁律迄今仍未在政策层面打破。 ----1983年，国务院转批文化部《关于严禁私自组织演员进行营业性演出的报告》；1985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对营业演出单位和演出场所试行“营业演出许可证”的规定》，明确禁止私演。然而这些政策显然力不从心，走穴之风愈演愈烈，至1988年达到了“明星走穴的最高潮”。 ----1991年，国务院转发文化部《关于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报告》。“走穴”在此已被定性为“非法演出经营活动”。《报告》第一次确定了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对演出经营活动将实行演出经营许可证制度。除领取《演出经营许可证》的演出公司，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营业性组台（团）演出活动。 ----1997年，文化部历时四年、屡次上报国务院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终于获准出台。该文件称，演出公司是“从事演出活动的策划、组织、联络、制作、营销、代理等服务的经营单位”，并且规定所有演出公司都应当是国有的。文化部市场管理司演出处处长梁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在台面上从事演出经纪活动，至少不能用“演出公司”的名义。 ----然而民营演出公司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应对措施是以“文化公司”、“传播公司”、“广告公司”等形象出现。据业内人士估计，在北京市场就有100多家这样的文化公司。政府相关部门对此则采取不承认、也不取缔的默许态度。在北京文化局的官方网站上，演出经纪机构的推介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