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查明与拍板.docVIP

证明、查明与拍板 　　关键词: 诉讼模式;发现真实;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定罪量刑程序分离 　　内容提要: 就真实发现途径而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控辩双方的积极对抗发现案件真相，可以被称为“证明”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发现案件真相，可以被称为“查明”模式;我国虽然强调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作用，但司法决策权主要由长官行使，因此可以被称为“拍板”模式。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对抗能力不足，诉讼各方难以胜任对抗式审判方式，民众更希望国家机关查明案件真相。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在短期内更应当强调国家机关在查明案件真相中的作用，我国的诉讼模式应当更多地吸收职权主义模式的合理因素。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定罪量刑二元制的审判构造，对于实现司法精密化，保证法庭中立，保护辩护权，促进裁判结果公正，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当加以借鉴。 　　选择什么样的诉讼模式，是事关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全局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增强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因素一度成为诉讼法理论界的一致呼声，以致于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对我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作出了重大修改，规定要实行控辩式的审判方式。近期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研究成果，仍然坚持主张继续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推行对抗制诉讼方式。[1]那么，我国是应当继续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还是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增强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呢?笔者认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形成的发现真实的路径，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视为圭臬，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 　　一、证明与查明—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根本差异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发现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无论一个国家采取哪种刑事诉讼模式，其刑事诉讼模式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基本目的。但是，各国的诉讼文化、诉讼习惯、诉讼资源不同，为了实现发现真相的诉讼目的，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就发现案件真实的途径而言，当事人主义模式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认定事实的方式不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是当事人双方向事实认定者(陪审团)“证明”案件事实。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是国家机关(包括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2]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之所以要求当事人双方向事实认定者“证明”案件事实，与其事实认定者由谁担任有密切的联系。在英美的正式审判程序中，实行定罪量刑二元制的庭审结构，定罪事实的认定权由陪审团独占。陪审团成员来自普通公民，他们大多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通过研读卷宗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就要求控辩双方尽可能地以口头方式向陪审团提出各种证据，揭示案件方方面面的情况。为了避免庭审成为控方单方面立证的过程，成为控方结论的展示，保证事实认定的正确性，这种事实认定方式进一步要求辩方有与控方同等的获取证据的机会和条件，侦查双轨制应运而生。但是，辩方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收集到足够的证据的，为了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证据开示制度等在立法和实践中得到确立，成为辩方获取辩护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行诉因制度和起诉状一本主义，禁止起诉书添附足以使事实认定者产生预断的材料，则保证了控辩双方机会均等，有同等的影响事实认定者的机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手段对等、机会均等，成为陪审团审判模式下事实认定方式的必然要求。[3]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即便法庭中有普通公民，由于实行专业法官与普通公民共同定罪量刑，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对书面证据材料的依赖，专业法官在开庭之前就研读了案卷材料，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他们在法律专业知识上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国民对国家权力的信任态度，对权威的服从心理，认定事实就主要是依靠专业法官去“查明”，参审员只不过在自己特有的专业知识领域对事实认定发挥作用。由于据以定案的证据材料事先都在卷宗中一一载明，由于侦查机关、起诉机关的客观义务在实践中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辩方就没有必要积极地收集证据、进行防御了。当国家的职权作用发挥到极致的时候，辩方进行对抗的必要性就不复存在了。 　　二、查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我们很难说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这两种诉讼模式孰优孰劣。依靠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充分发挥了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但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并且有诉讼技巧战胜事实的风险，并不见得就一定能够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依靠国家查明案件事实，赋予了国家机关更多的责任，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但是如果法官一旦形成思维定势，或者存在偏见，则同样存在误判的风险。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能够保证不出现错案。我们没有数据能够表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造成的错案就一定比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