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史家”与“五朵金花”的讨论(1949-1966).docVIP

“旧史家”与“五朵金花”的讨论(1949-1966) 作者：朱春龙 史学理论研究 2015年08期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历史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在史学界最具影响。所谓“五朵金花”，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史坛中“五朵金花”的讨论，说到底就是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来，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中逐渐积累的重要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的总汇集和总爆发。“五朵金花”的讨论吸引了绝大多数史家参与其中，包括那些在民国时期已经有所建树、以史料考证为研究特长的“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五朵金花”的讨论中，为“旧史家”学习、接受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机会，是他们深化、改进自己既有的史学研究路径的有效尝试，也是他们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途径。 　　当前学界对“五朵金花”的讨论研究成果中，大多以整体概述为主，有以各朵“金花”为切入点的整体梳理者，主要有《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周朝民等编《中国史学四十年》、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等书中对各朵“金花”的总结。也有对“五朵金花”的话语语境、理论成就、学术意义和当代价值做整体反思者，主要有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张越《浅论“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正视“五朵金花”的当代价值》等。本文旨在以十七年间的“旧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五朵金花”讨论中这一群体的参与情况和主要特点，并进一步讨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中的变化与发展。 　　一、“旧史家”对“五朵金花”诸问题的主要观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民国时已成名的“旧史家”，不仅积极而真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而且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社会与学术活动，主动融入新时代和新社会之中。对“五朵金花”讨论的关注与参与，是这一群体初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的有效尝试。他们参与这场讨论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焦点问题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讨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解读的着眼点不同，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形成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西周奴隶说”和以范文澜等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主导地位的确立，“旧史家”中大部分自觉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有的出于对历时性思考古史分期理论的研究兴趣，有的出于对学界既有古史分期观点的不同意见，有的受苏联史学关于古史分期理论的启发，先后提出了不同的古史分期标准与观点。 　　随着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一书的问世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在学界依然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活力，吸引了许多“旧史家”的重视，他们之中如徐中舒、杨向奎、束世澂、刘节、岑仲勉、李埏、高亨、谷霁光等从不同视角著文支持“西周封建说”的观点，也有“旧史家”如白寿彝、杨宽等著文支持“战国封建说”的观点。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外，受当时苏联史学的启发和“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影响，学界涌现了“魏晋封建说”的新观点。王仲荦在长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何兹全、张政烺等人也著文支持此说，使其成为新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三种主要观点之一。 　　除此三种主要观点外，一些“旧史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唐兰支持“春秋封建说”、张维华持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两条路线论”等观点。还有的“旧史家”突破固有的五种社会形态相承的框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雷海宗从世界史的视野下否定了奴隶制的存在和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或转化的问题，他以生产工具而论，把中国古史划分为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金毓黻在1956年7月的日记中也对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从少数民族发展史、奴隶制状态不明显等方面，也否认了奴隶社会的存在，他把中国古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 　　有些“旧史家”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观点前后不一致，处于变动之中。例如，王玉哲1951年在《两周社会形态的检讨》一文中，对“西周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代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个过渡时段”，“奴隶社会的残余与封建社会的前哨，交错于这个整个的时代”。但随着新中国考古学新成果的发现，填补了许多史前史的“空白点”后，他又改为支持西周为“初期的封建社会”的观点。又如，白寿彝在1951年介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时对“西周封建说”提出了批评，而倾